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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社会科学哲学的认识转向（第2页）

[16]应当说，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中引进“语言的维度”

，是一种理论上的创新，因为语言总是与生活形式结合在一起的，而“对人类知识以及与此相关的诸多概念的哲学阐释，要求把这些概念置于社会关系的背景中”

[17]。

这样一来，由于语言是历史的、社会的和文化的产物，而科学知识就蕴含在语言当中，所以，语言转向的完全扩展就形成了历史—文化上的变革，对科学进行了根本上的语境化处理。

文化实践中的冲突就会扩展到科学之中，科学不再是实证主义意义上的纯粹自足的理性体系，而成为了由社会和历史所建构起来的文化的人造物。

“历史—文化转向”

进一步加强了作为一种自我解释、自主的社会科学模式的出现。

最明显的标志就是以狄尔泰为代表的社会研究的“解释主义”

路径得到了加强，凸显了同以孔德为代表的实证主义路径的对立。

由此，来自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科学知识观点，包括观察的中立性和经验的“所予”

，单一语言的理想和材料之于理论解释的独立性，知识条件和理论选择标准的普遍性的信念等，都受到了普遍的质疑。

从而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本质的争论，进一步扩张到社会科学哲学的其他论题上，“在方法上，是说明和理解之间的区别；在论域上，是主体和客体之间，或自然和文化之间的区别；在目标上，是技术控制和增进理解之间的区别”

[18]。

科学开始呈现出相对主义的发展倾向，出现了各种类型的思想流派，诸如女性主义认识论、社会建构论以及社会认识论等等。

由此，如何从科学哲学的逻辑一致性上，通过凸现社会科学哲学跟自然科学哲学之间的连贯性，从而把各种具有社会属性的思潮统一在社会科学哲学研究范式下，避免相对主义出现所导致的科学哲学学科边缘化，成为了当代科学哲学能否继续获得学科发展生命力的重要论题。

四、知识转向（kurn）

“历史—文化转向”

诱发了出现于20世纪末的“知识转向”

，它是一种认知的（itive）或认识论（epistemological）的转向，本质上是朝向社会科学话语中知识的一种转向。

它突出了行为人的心理意向特征，将知识定位于相互理解的基础上，知识亲知就是行为主体（讲话者和听者）之间所共有的一种实施言语行为的过程，由此“导致了对行为中的言语和言语中行为的交流和社会研究的繁增”

[19]。

事实上，转向历史和实践已经把社会科学置于当代科学哲学认识论的核心。

一旦把所有的科学都视为历史的、社会的和自我反思的实践，那么产生了科学实践本身的那些学科，包括自然的和社会的学科，就都把知识的社会参与者（主体）视为理论的出发点，知识成为了日常生活的基础，它是意义的制造者，为社会整合提供了基本的结构。

语用学以对讲话者意向性、心理等的关注来解决科学认知问题，由此，“人与人之间通过符号协调的相互作用，在规则的引导下，进入人的语言的世界，从而以语言为媒介，通过对话，进而达到沟通与相互理解”

[20]。

知识转向或认知转向促成了社会科学哲学中更为复杂的知识和认知主体概念的出现。

通过对主体意向性、心理等的关注来解决科学认知问题，使社会科学哲学走向了更为广阔的应用空间。

它感兴趣的是运行于日常生活中的认知过程和结构，并且普遍认识到，知识是在一种持续的认知发展中形成的，这些认知形式包括了研究纲领、传统和科学共同体。

但它们所产生的知识不再仅限于认识实在之类的问题，而更注重跟世界之间的反思关系。

只有通过认知过程、定义、理解、实践、结构和过程，以及构成它的实践的推理，所产生的社会事实才具有意义。

这四个“转向”

共同构成了20世纪社会科学哲学发展的清晰脉络，它们表明了社会科学哲学从认识论向知识问题，以及认知的实践、结构和过程的转变，正是在这种转变当中，社会科学哲学得以产生、建构、转化和应用，从而揭示了社会科学哲学研究论域的情景转换，促成了社会科学哲学基本理论呈现出新的目标和定位。

社会科学哲学新的理论定位意味着，它不再按照实证主义的要求，围绕从自然科学哲学那里借来的论题来进行组织，而是开创和发展自己的研究范式和理论目标，形成了独特的认识论观念。

这些观念主要包括如下几种。

[21]

其一，反实证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