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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实用主义社会科学哲学的理论特征（第4页）

之间存在一个联结点——“习惯”

。

因为，最初的习惯养成是来源于对某物的“兴趣”

，之后才养成了习惯，持久的习惯就成为一种模式，而这种模式的持久就会使得大脑缺少思考，从而达到“高效”

的效果。

“始终不要有个例外，一直到新习惯在你生活内根深蒂固了的时候”

[20]。

虽然詹姆斯相比皮尔士而言，在其哲学阐述中更“以人性为基础”

，但都说明了“兴趣”

是人类最初行动的起点，最后都高效地完成了既定目标。

三、探求行为和语言之意义的理论旨求

各个哲学学派对命题之意义的定义不尽相同。

在实用主义哲学家眼中，意义既来自语言，又来自行动，就像皮尔士所言：“为了获得一个概念的意义，人们就要考察从这一概念的真理中必然得出什么样的可以设想的效果，这些效果的总和构成这个概念的全部意义。”

[21]并非所有的语言和行动，而是那些可以产生实际效果的语言和行动，就像杜威所认为的那样：“语言表达意义，意义植根于人类的行为中。

如果我们意识不到意义的这种根源，我们就会忽视语言与社会的这种固有联系。”

[22]所以，杜威的社会科学理论的原始理论就是经验论，经验是一种动态的活动，是把语言当作工具实现效果的活动。

实用主义哲学家在研究社会科学时把社会现象作为研究对象，具体的人和行为构成了社会现象之载体。

要想从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结构中“抽象”

出一个社会普遍规则是比较难的，理想的办法是立足于同一种语言平台，但现实中所使用的是不同种类的语言，因此，交流便成为研究的必要前提。

所以，从研究的结论来看，所研究的对象并不是单个个体的语言和行为，而是人与人交往时的语言和行为。

这样的语言和行为为我们更好地了解不同背景下的人的社会习惯、思维方式及社会文化，带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如果说皮尔士在对语言和行为的说明中有些古板和生涩的定义的话，那么杜威对于语言和行为的描述中的说明则稍显宽泛。

因为他深知，在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结构中，不同的人对语言和行为的理解是不同的。

就像如果我们在与一个具有良好修养的人进行交谈时，可能就会稍显轻松，使用一些相对来讲较为专业的术语，对方也可以理解你的意思；但试想如果我们在与一个原始部落的成员交谈时，恐怕就不得不使用身体语言；再或者我们与原始时期的人类“交谈”

时，就要学会读懂他们所留给我们的“标记”

。

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这些都不算语言，但是它们的存在与使用可以产生对我们有指导意义或可以直接改变事物的效果，而这个效果便是理论的意义。

杜威在语言和行为上做了一个扩充解释，却在适用范围上做了限制：“只有在社会交流中，语言才不仅成为人们相互作用中一种节省精力的手段，而且使参与到这种相互作用中的力量得到释放和扩大，并赋予它们以附加意义的性质。”

[23]他认为，离开这样的社会交往环境的语言，以及未能引起社会行为效果的行为都不算是意义的真正组成部分。

所以，我们只能在社会交往和交谈中才能看到能够表达意义的语言和产生实际效果的行为。

无论是皮尔士还是杜威，他们对于一个理论意义的定义有共同的部分：语言所表达的一切可以让人想象到的或是实际产生的效果都是这个理论的意义。

而这个意义的实际功能就是让交流的人得到信息，让改造事物的人了解信息，这些其实都是交流的功能。

如果说其他哲学学派得到的社会科学哲学的理论注重它的内涵或者意义，那么实用主义学派所得出的社会科学理论更倾向于理论的功能和作用。

综上所述，通过对实用主义社会科学哲学理论特征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方法论中的实用主义’和‘语义学中的实用主义’间的不同是微妙的”

[24]。

就像本节开篇所言，研究社会科学哲学的学派数不胜数，但实用主义的哲学视角让我们看到了独具一格的社会科学哲学，它是一种多彩的、各种理论相互竞争但并行不悖的哲学理论。

在实用主义的视野下，社会科学哲学是灵活的、多变的，它是活生生的生活物语，而不仅仅是书本上的文字。

社会科学，这样一个来自生活的学科，对于它的研究本来就应该来自于真实的社会生活、现实的生存环境，而实用主义也恰恰是这一研究方式的最佳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