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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女性主义认识论的关注论题与批判核心（第4页）

因此，她们开始关注后库恩式科学哲学的历史研究方法以及自然化的认识论，并将其作为一种重要的方法论研究。

“一方面，许多女性主义者意识到，尽管科学是社会中的统治性力量，但是科学可以很容易地进行社会性分析。

尽管这样的社会性分析在分析认识论中是不明显的，它更多的是关注于知识的一般条件而不是科学的具体方法论和行为，但是在历史研究方法中，知识的历史性的动态本质极大方便了社会性的分析，从而为女性主义者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研究方法和策略。

另一方面，自然化认识论被证明在获取知识的性别作用分析中是非常有用的，它更多地关注于经验的应该知道，而不是先验的如何知道。

因此分析认识论往往会排除性别在知识生产中的经验作用，而自然化认识论则坚持这样的发现有助于我们更加准确地获取实际的知识生产过程。

也因此，自然主义对经验证据的重视，那些被分析认识论排除的性别在获取知识中的作用的发现，就在自然主义那里被坚持下来。

最后表现为女性主义认识论抛弃了自然化认识论的个体主义，而保留了自然主义的研究方法。”

[22]

以这样的研究思路为指导，在20世纪80～90年代，女性主义认识论得到了持续的发展，新的研究方法抛弃了哈丁划分女性主义标准的三分法。

例如，女性主义经验论不再将性别主义和男性主义视为简单的坏科学，也不再将科学的传统规范视为纠正依据，甚至哈丁本人也发展出一种混合理论，将女性立场认识论和后现代女性主义相结合。

而后现代女性主义的研究，既有像哈拉维（D.Haraway）这样的英美学者的促进，也受到了法国女性主义者以及像福柯这样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的影响。

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有关女性主义认识论的讨论变得更加流行和火热，大量女性主义的认识论文章开始出现在主流的分析哲学杂志中。

20世纪90年代后期，女性主义认识论研究逐渐衰弱，但是它的研究视角却变得更加宽广，更多的问题被纳入进来，这一情况也使得对女性主义认识论的研究变得更加复杂。

比如，对性别的关注逐渐扩大到对肤色等的关注：是否白人妇女足以从其自身的经历推断出性别的意义，并能够代表女性受到的性别歧视？是否其他的压迫范畴，如种族和阶级，能够影响到每一个妇女的实际受压迫情况？类似这样的问题开始逐渐渗透并深入女性主义认识论的研究体系之中。

在面对这些挑战时，女性主义认识论者的回答变得犹豫和混乱，表现出来的直接后果是研究的视角和焦点开始变得模糊，或者说研究的概念开始变得松散，以至于很难确定女性主义认识论是否依然主要关注于“性别”

这一批判核心。

很明显，后期的女性主义认识论已经不再单纯地将“性别”

视为需要探讨的唯一标准，她们意识到人们可以同时是不同压迫阶级的成员：在一种情况下被压迫的人，可能在另一种情况下成为压迫者，比如白人妇女尽管从性别上看是被压迫者，但从种族上看又是身为白人的压迫者。

因此，她们有意识地扩大了研究主题，开始将压迫的综合互动作为研究主线进行解释，而这种情况直接说明：“女性主义的研究并不是单纯地为了女性和关于女性，而是通过女性和符合女性。

在目前的女性主义的用法中，它试图使压迫的网络消失并重新编织一个生活的网络。”

[23]需要指出的是，当女性主义者将不同的范畴纳入女性主义认识论的研究体系时，这一研究工作就开始具有了多个维度，而不再是单纯的性别压迫研究。

这种转变也意味着女性主义认识论致力于将性别理解为一个彻底的社会范畴，等同于其他的社会范畴，而不再是一个独特的抽象存在。

“因为研究揭示了知识生产工作中的多重压迫，女性主义认识论就作为具有多维度的研究纲领而出现。

女性主义认识论不应该把性别视为主要的压迫范畴，这里的‘主要’是指性别是一个有别于其他压迫范畴的理论变量，并且应该使用独特的分析。”

[24]

综上所述，女性主义认识论抨击了传统认识论的性别无涉，指出了当代科学活动与知识生产中预设的男性中心主义，阐述了价值负载的客观性仅仅是一种虚无的理想化的情境；女性追求和生产知识的合理诉求，必须克服对男**和经验的过分依赖，以及正确运用女性独特的气质和经验、立场，以作为知识建构的来源和基础。

尽管将女性认识立场和男性认识立场严格地加以隔离带来了形而上学的绝对区分，甚至陷入了女性主义所批判的二分法陷阱，但是无可否认，女性主义认识论以“性别”

为突破视角，打破了传统的哲学思维观念，特别是引入文化实践中并扩展至科学中，将科学理解为社会和历史所建构的文化人造物，并在这一过程中合理表达主体的不同活动能力与主观诉求差异，积极探讨科学哲学内部所经历的认识论转变及其后果，重新定位本质和关系的要求，这些都具有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