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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社会认识论的思想渊源（第2页）

，曼海姆称之为“社会境况决定论”

。

不少西方学者将这一观点同马克思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的原理相提并论，并称为“马克思—曼海姆观点”

。

这样，当社会集体的思想可以被追溯至集体的社会境况时，意识形态研究就转化为社会决定的研究。

如果可以把这些对社会境况的描述理解为一种社会认识论的话，那么意识形态批评（ideologiekritik）则肯定为一种社会认识论的形式。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就是对此种思想的尝试，其目的在于人类解放和启蒙，通过使行动者意识到他们所处的环境中隐藏的高压政治，能够使他们决定他们真正的利益到底在哪里。

哈贝马斯引入了“理想语言情境”

（idealspeechsituation）的思想，它是一种绝对无强迫和无限制的、在彻底的自由与平等的人类行动者之间进行讨论的假设情境。

这样一种情景就成为民主的一个模型，由于人们之间的交流借助于语言，如果要把这种能力用到极限，我们就必须全都平等地参加到有关政治和社会生活的辩论中，其结果就是我们必须拥有平等的了解相关信息的途径，必须拥有平等的辩论途径以及平等的被听的权利，这样的情境就可能发展成一种先验的标准，并以此去衡量存在的社会形式，而这正是社会认识论的研究内容。

20世纪的科学社会学以及强纲领都可以被看成是社会认识论的形式。

对科学社会学来说，普遍把科学视为一种关于知识生产的事业，而且认识论始终关注知识，因此决定科学的社会因素理应得到关注，并可以合理地在社会认识论的框架内得到研究。

爱丁堡学派的巴恩斯（BarryBarnes）和布鲁尔（DavidBloor）阐述了“对称性”

（symmetry）原则，即应该把所有理论、证据或事实都看作需要加以解释的“信念”

，这种解释不仅是理性的学科内部的解释，而且需要诉诸社会的、心理的因素。

因此，科学信念与构成解释的其他信念相比并无不同或特殊之处。

在这种研究指导思想下进行的许多历史案例的研究，都试图表明科学家是如何被阶级利益、政治利益以及其他通常被认为对纯科学来说属于外在的因素所影响或改变的。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的出版，更是将社会科学哲学引出了自然科学哲学的阴影，将“科学信念中历史转换的认识（包括科学观自身的转换），以及社会过程在科学共同体产生这种转换过程的作用，引入了争论的核心”

[4]，表明了相互竞争的科学理论或范式之间的争执并不能够用单纯的、纯客观的分析加以解决，科学革命的过程必然会受到“社会因素”

的影响。

而作为大陆哲学的代表人物，福柯发展了一种更为极端的知识或科学的政治观，认为追求知识的实践，实际上就是服务于权力和社会统治的目的。

他甚至认为知识是权力的产儿，而不是理性认识外部实在的结果，因而它们并不具有任何客观性与确定性。

他断言一切人文科学知识都是权力产生的，压制并统治着人们的思想，一切自然科学也是权力产生的，起着统治人们的权力的作用。

所有这些思想家都毫无例外地从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角度对知识进行了新的解释和批判，从而在解构传统知识论的基础上，凸显出社会科学实践方法论的自我意识，重新将知识与科学的社会研究纳入活跃而令人兴奋的中心领域，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把这些思想家都看成是“社会认识论者”

，尽管他们自己并未使用这一词语。

二、社会认识论的研究进路

“社会认识论”

一词于1952年最早出现在图书馆学家谢拉（JesseShera）和艾甘（MargaretEgan）的著作中，他们认为“社会认识论就是记录知识得以在所有可知的学科领域中被理解的工具，是信息与知识交流的中介机构，所以作为知识的知识，社会认识论要对知识进行有效管理以发挥知识的最大效能”

[5]。

谢拉指出，“社会认识论是社会中对知识的研究……这门学科的关注点应该集中于所有社会构造中各种交流形式的生产、流动、集合以及消费”

[6]。

谢拉对于社会认识论和图书馆学之间的亲密关系特别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