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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社会认识论的思想渊源（第3页）

但是，他并没有构建一种具有许多明确的哲学或社会科学轮廓的社会认识论概念。

直到20世纪80年代开始，社会认识论这一思想才逐渐开始进入哲学和社会学领域，开始关注社会认识及其本质、社会认识论和传统认识论的区别等基本问题。

事实上，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认识论的研究逐渐从关注个体的传统认识论开始向关注社会的社会认识论转变，但是这种社会化转向却是由两种不同的研究进路所组成的。

第一，个体与社会相区分的研究进路。

美国学者富勒认为社会认识论类似于生产活动，是一种需要组织的社会活动，因此从事这种活动的主体就绝不可能是传统的认知个体，而是由许多个体组成的。

所以，对认知主体的分析就绝不应该只集中于个体层面，而应关注于个体群，关注不同认知能力、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所构成的领域。

为此，富勒把社会认识论看成是知识论的元理论，社会认识论区别于其他知识论就在于“它认为知识不仅仅是由个体的认知者，而且是由可跨越时空的特定关系所同化的认知者所生产出来的”

[7]。

在富勒看来，社会认识论强调个体间的合作，强调各个学科之间、各个共同体之间的合作。

换言之，只有在社会中达成共识的知识才是有意义的知识。

美国学者戈德曼更是明确将认识论分为个体认识论和社会认识论两个相对立的研究阶段。

他认为，鉴于知识追求所具有的深度合作性及互动的本质，尤其在现代社会中，个体认识论更需要一个社会对应物，即社会认识论。

在他看来，“社会认识论的社会性表现为：（1）社会认识论关注的是知识的社会路径；（2）社会认识论并不把自身限制在单独的信奉者那里，它常常关注于一类集体、群体并检查团队成员间信息或错误信息的传播。

它强调在更大的社会群体中知识或错误的分配”

[8]。

如果说个体认识论主要与认知科学相联系，研究认知的起源、感知觉形成的话，那么社会认识论就是与研究知识的社会环境和制度环境的社会科学及政策学科相关，它更关涉认识的交流和科学的认识活动。

第二，陈词问题的研究进路。

陈词问题是有关辩护的问题，是解释听众接受他人报告和陈述的原因，“狭义地理解，陈词是站在证人的角度给出的证词，但在最宽泛的意义上，陈词代表了我们的认识依赖性，作为认知者我们在多种方式上依赖于他人”

[9]。

从认识论的历史上看，传统中我们要么给予陈词信念一种次要的从属地位，将它与专家权威、一致性、常识等置于一起，要么就干脆否认它具有认识论的地位。

无论是古希腊的柏拉图还是近代的笛卡儿、洛克，都共享了这样一种知识概念：知识来源于正确的方法或仪器的正确使用，如戈德曼所指出的，“知识是通过正确的方法方式或来源而达到的真信念。

合适的方式是可靠的方法，是产生真信念的具有通常属性的方法。

而知识的生产的方法或来源既可以是向内的，也可以是向外的，向内就包括感觉、记忆和推理，向外就包括陈词和其他人的话语”

[10]。

不过在认识论的发展史上，个体认识论所推崇的是孤独的认知者亲身体验到的知识，这样的知识才是真知识，而从别人那里听到或得到的知识就不具有知识的合法地位，这样的信念就是谬误。

因而前者占据统治地位并往往被认为是知识的来源；而后者只是人际间的资源，因而长期不受重视甚至被忽视。

随着科学的发展与进步，科学研究超越了单个个体所能从事的范围，因此对他人的实验数据、实验报告的支持和依赖就使得陈词在认识论中的地位凸显出来。

通过对陈词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对陈词的辩护，就使得合格的专家所做的陈词成为了接受的证据或理由，并使得陈词成为知识的来源或主要来源。

在确立了陈词在认识中的地位与作用之后，认识论就突破了个体主义认识论，从而进入具有社会性质的认识论之中。

把陈词置于感觉、记忆、推理的同等地位上，意味着认识论脱离了个体范畴而进入了社会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