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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社会认识论的形成原因（第2页）

知识模型过去往往预设了孤独的个体有能力获得各种内容复杂的知识，而他人只是帮助检查他的知识。

但事实上，科学活动具有很强的社会性。

表现在：（1）知识理论往往通过集体生产跨越时空并在共同体内部传递，因此具有很强的共有性。

（2）知识理论往往是在社会组织的分工协作中产生，因此具有很强的协作性。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科学家应该避免个人的经验限制，应考察认知的集体维度。

如果忽视后者，那么也就忽视了科学知识产生所具有的十分重要的社会本质”

。

[13]

其次，知识的获得更多的是一种社会活动。

我们居住在一个与他人共处的世界之中，因此我们的知识更多时候是在社会的交往中得到的，“只有在与他人相互合作时，我们才能意识到我们所具有的偏见，通过使用不同的假设，我们才可以跳出四种假相从而意识到我们自己”

[14]。

另一方面，知识来源于信息的传递与交流，在现代社会中这表现得尤为明显，我们所获得的绝大多数信念都是通过书籍报纸及新闻媒体，而这同样内在于知识的社会维度中。

从这个角度来看，当人们检查知识或信念的社会性时，在认识论上自然就强调了其固有的社会维度的特征。

二、由自然化认识论向社会认识论的转向

传统的认识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称为基础主义，其主要任务就是研究知识基础，但无论是近代唯理论还是经验论都遇到了许多无法回避的难题。

因此奎因在1969年发表了著名论文《自然化的认识论》，主张用自然科学的知识，主要是心理学和认知科学来取代传统认识论。

自然化的认识论一经提出，支持者有之，但也遭到众多批判。

比如，戈德曼就对奎因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包括心理学在内，没有一种经验科学的分支能够承担起对规范、条件或辩护和知识进行详细说明的任务”

[15]。

事实上，仅仅用心理学的知识来解释人类复杂的认识过程，无论是解释的深度还是准确性，都是不够的，也是不充分的，同时自然化的认识论自身也存在一些无法克服的缺陷，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认识论与科学之间的循环问题。

自然化认识论从具体科学入手，用心理学、实证科学的研究手段和方法来研究认识论问题，将认识论自然化、科学化和经验化，因此“在心理学之后，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留给认识论，认识论之于心理学就像炼金术之于化学”

[16]。

据此，用大量的自然科学事例来研究认识论就是理所应当的，但是认识论是用来决定人类知识的本质、范围、来源以及限度的，是用来断定知识之有效性的，因此这就意味着在科学与认识论之间形成了一种循环，从科学中抽象出来的认识论规范只可能是一种早已蕴含在科学研究中的规范。

从这个意义上讲，自然化认识论不可避免地是循环的。

但“科学方法不能在任何循环论的基础上证明科学方法是合理的，必须事先诉诸一些确证概念或合理性概念，而这些绝不是来自于科学的实践”

[17]。

第二，科学知识缺乏自我辩护的能力。

传统的认识论最直接的优点就在于它对科学知识的辩护。

但是随着基础主义的衰落和自然主义的兴起，科学事业的自我辩护与科学知识合法化的问题同时凸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