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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社会认识论的理论特征（第2页）

它可以对一个命题提供三种信任态度，即相信、拒绝和保留；其次，信念度图示。

采用类似坐标的方法，在0和1之间允许其中度数代表信念强度。

在构建求真值状态模型时，当行动者S对于一个是否的问题感兴趣时，这个问题就可以缩写为Q（P－P），在问题判断形成之后，就可以用这两种方法分别对Q（P－P）做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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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用三分法图示对基本求真值的信念状态进行分析。

如果行动者S在时刻t1对于Q（P－P）感兴趣，此时他的信念强度是W（P－P），即他保留了判断，那么在时刻t1他的求真值Q（P－P）就是0.5；而在时刻t2他对命题P形成了一个信念，此时他的信念强度是B（P－P），那么在时刻t2，如果命题P为真，他的求真值就是1.0，如果命题P为假，他的求真值就是0。

这样通过从时刻t1到时刻t2的信念状态的改变，依照命题P为真或为假，对问题Q（P－P）而言，他要么提高了求真值，要么削减了求真值。

第二，用信念度图示对基本求真值的信念状态进行分析。

假定在时刻t1，行动者S对Q（P－P）产生兴趣，他的信念度为0.33，在此后的时刻t2，他的信念度增加到0.75，由于在信念度图示下求真值数量等于信念度，因此当命题P为真时，其求真值就增加了0.42，而当命题P为假时，其求真值就损失了0.42。

由此，就可以通过信念状态的变化做出真理获得与否的判断。

3.实践分析

对求真结果的评价其次表现为对具有工具求真值实践（practistrumeicvalue）的分析。

信念状态的获得需要实践，无论这种实践是个体的，还是社会的，对这些实践的求真评价都需要从工具性角度进行，也就是根据实践应用对行动者信念状态的影响来评价实践，根据单一行为应用前后求真值的增减，就可以对这一行为所产生的信念度变化做出分析。

除了对单一行为的求真值做出分析之外，还可以对相互竞争的行为做出对比，前者称为抽象模式，后者称为比较模式。

比较模式可以对以不同方式解决相同问题的两种行为做出比较，并分析哪一种在求真值上更好。

如果一种行为的求真值变化要好于来自另一种行为的变化，那么在这个应用上前者从求真值上要好于后者，或者说前一种行为要好于后一种。

这样，通过求真值变化的比较，人们就可以系统地做出更优的决定，从而可以在认识论的求真结果上得出更好的结论。

以上的分析限于单一的行动者，事实上社会认识论考虑得更多的是行动者共同体的实践影响。

由于社会行为往往作用于多个行动者构成的共同体，因此行为对象的承担者就不再局限为单一个体，对行动者共同体求真值变化的衡量就成为求真社会认识论的主要目的和研究内容。

以一个小的共同体S1～S4为例，根据某一行为π应用前后两个时刻的信念度变化，就可以对共同体的求真值变化做出分析，从而可以对这一行为对共同体的信念获得做出评价：[26]

如何衡量这个共同体中求真值的平均水平，如何判断t1～t2的时间段内求真值的变化？简单的方式是求平均求真值。

在时刻t1，该共同体对Q（P－P）的平均信念值是0.55，所以其平均求真值也为0.55；在时刻t2，其平均求真值为0.75，因此在应用行为π后，其平均求真值就增加了0.20，也可以认为该行为π的应用有助于平均求真值的增加，因此行为π促进了该共同体对真信念的获得。

综上所述，戈德曼的求真社会认识论不仅可以明晰人们和共同体目前使用的行为，而且可以确定是否存在更好的行为来代替目前的行为，而这就意味着它既可以评价现有行为，也可以评价尚未出现的行为。

虽然求真分析（veritistialysis）不容易确定，信念状态和实践的求真值也不容易确定，且在戈德曼看来他的方法更多的是提供一种概念上的澄清，来决定哪一种实践值得诉诸，但是他认为概念上的澄清就是一件非常有益的工作，它将指导认识论的发展，乃至指导人们更明确合理地追求真理与知识，或许这就是他的工作的价值所在。

二、凯彻尔的社会认识论研究

美国学者凯彻尔也是一位将研究定位在真理上的社会认识论者，不过，他从真理出发，发展了另一套社会认识论体系，即他的主要关注点是科学的进步以及认知工作的分配。

因为凯彻尔认为事实上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需求之间存在不协调之处，高度遵循个体理性原则往往并不利于共同体的认识目标的实现，因此需要保持认知的多样性，需要关注认知工作的分配，而处理好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关系，在凯彻尔看来是社会认识论的一个主要任务。

1.科学变化的解释

凯彻尔认为整个科学史由一些伟大的年份以及一段段的时期所构成，后者构成了科学史的主体。

首先，从每一个时期的开始，都会存在一个科学家共同体因在特定问题上的看法及卓有成效的解决方案而被其他科学家视为权威，并且众多科学家都会去遵守该共同体在这个问题上的解决方法。

这个共同体事实上由经验丰富的学者及学徒构成。

所有经验丰富的学者都认同共同体的共识实践（suspractice），因为对每个人来说共识实践都是其个体实践（individualpractice）的一部分。

学徒们由学者来训练，其个体实践依据受训人、训练过程不同而有所差异。

其次，在这个时期的中段，随着共同体的理论不断修改、扩展，其个体实践遭受到不断的更改或拒斥，因此其可信度在持续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