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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社会认识论的理论特征（第5页）

他把科学组织变化的可行性研究称为“知识政策研究”

（knowledgepolicystudy）。

而科学理论与知识政策之间的关系就是“科学的社会理论提供规则，这些规则允许知识政策分析者来预测不同的社会环境中个体科学家和科学家集团的总体行为”

[31]。

在富勒看来，从事知识政策分析的人就是政策制定者，而社会认识论者要做的就是政策制定者的工作，即通过组织知识并找出经验的方法，来发展社会内部的知识目标。

科学制度该如何组织并怎样运行呢？知识生产的最佳方式又是什么呢？富勒的社会认识论最为关心的正是这样的问题。

2.规范的社会认识论

社会认识论将自身从知识社会学中区分出来，原因就在于，它要提供一种规范性的知识分析，所要做的不仅是描述我们目前的知识生产的社会实践，更进一步说，对共同体进行社会结构的经验调查是更为重要的，是理解我们如何知道乃至我们如何改善我们的知识实践。

富勒旗帜鲜明地倡导了这样一种思路和主张：他认为知识只是一种社会产品，是协作的产物，而人们的认识活动更多地类似于生产活动，是有组织、需要协调和规范的社会性活动。

因此，所要做的不仅仅是描述与解释科学现象，更重要的是，将认识能力、知识背景、社会环境上存在差异的认识主体，进行合理的组织并发展出社会内部的知识目标，从而使认识主体自己意识到他们所遵守的标准是什么，在此基础上达到人们对知识有更好的理解并促进知识生产的目的。

因此，富勒强调“规范是一种无形的调节手段，建立在最底部，且它也不是一个先决条件，是一个产品，是自发协调的社会行动的产物”

[32]。

因此，可以说富勒的社会认识论是关于知识的社会生产、认识活动的社会组织的理论，并不过多地涉及传统认识论的“理性”

、“辩护”

与“知识”

，而是将其视为一种知识的组织管理的元理论，一种大科学时代协调认知主体活动、促进知识生产的规范性事业。

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除去以上三位社会认识论的代表人物之外，还有其他的研究进路和方向，如以安德森（ElizabethAnderson）、弗里克（MirandaFricker）为代表的女性主义社会认识论，赫尔（DavidHull）的进化社会认识论以及以考蒂（C.Coady）为代表的陈词社会认识论等，他们共同促进了当代社会认识论的形成、发展和繁盛。

概而言之，从研究方法上看，社会认识论可分为两种：经典的方法和反经典的方法。

从理论特征上看，社会认识论包括三个分支：社会因素在个体中的作用，个体及个体群的认知劳动的组织，以及科学政策的研究。

戈德曼与凯彻尔采用的是经典的方法，其将研究定位于真理，希望在知识探索的社会取向中保留知识探索的真理价值。

戈德曼更多地考虑了社会因素在认识论中所起的作用，并试图保留传统认识论的真理性。

凯彻尔虽然也从真理定位的观点出发，但他主要关注了认知劳动的分配。

可以看出，采用经典研究方法的哲学家大都认同这样的观念：社会认识论既关注集体信念问题、知识分配问题；同时也关注非社会性的认识目标、真理的追求，以及个体或个体群的辩护信念如何被不同的社会过程和制度所促进或阻碍。

同样采取经典研究方法的还包括陈词问题的研究，因为对知识的辩护无疑是对真理目标的促进。

在采用经典的研究方法的同时，也有许多对知识的社会研究做出贡献的哲学家抛弃或忽视了经典认识论所关注的诸如真理、辩护以及理性之类的论题，并且他们试图拒绝承认存在普遍或“客观的”

理性规范、真理标准的概念，而是采用了反经典的方法，即他们从社会学或人类学的调查研究中来得出有意义的认识论结论。

例如，爱丁堡学派所做的历史案例研究，表明了科学被许多外在的因素影响；此外，一些学者认为，科学事实并不是独立于人类社会互动的“外在”

实体，而仅仅是来源于社会互动的“构造”

。

富勒同样采用了反经典的方法进行科学的社会研究，其研究的核心问题是科学机构应该被如何组织和运行？知识生产的最佳方式又是什么？这样，他的社会认识论就体现为一种规范的科学政策研究，科学的社会性非但不会破坏知识的规范性，相反它是促进知识生产以及扩大知识分配的重要因素，合理的科学制度和运行机构就是社会认识论的研究目标。

事实上，无论当代社会认识论研究表现为什么样的实际特征，采用什么样的研究视域和研究范式，可以肯定的是，它们都把社会认识论看成是人类知识探索过程中深入社会实践时的诉求，看成是人类认识深化的实现机制。

特别是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对传统哲学真理观的批判和否定，对建立科学理论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强烈质疑，使得社会认识论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出现在哲学研究，特别是认识论的研究之中，同时也有效推动了探索各种复杂的知识生产的问题，进一步有效解决和消除了科学组织和知识分配中存在的不合理现象，从而也加强了人文社会科学对科学研究的导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