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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社会认识论的理论特征（第4页）

无论这种进步表现为概念上的进步还是解释上的进步。

3.认知工作分配的研究

凯彻尔对认知工作的分配（thedivisionofitivelabor）特别感兴趣，并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撰写论文阐述这一问题。

他认为如果能够使得科学共同体中的研究工作达到合理乃至最优的分配，那么科学就能够得到进步。

但是在这种分配中存在几乎无人注意到的问题，这就是，如果每一个科学家都能对相互竞争的理论做出一个合理判断的话，那么每一个科学家都会选择那个最能够受经验证据支持的理论，这种理想情况下所有的科学家都会选择相同的理论。

然而，从共同体的观点来看，如果存在相互竞争的理论，那么鼓励一些科学家以某种研究理论为指导，其他人以别的理论为指导，这要更有利于共同体的科学事业，凯彻尔提出，“维持这种认知的多样性，即使所有人都认为两个理论中有一个不具有竞争力，然而我们依旧需要对坚持那个理论的顽固的少数派致以敬意”

。

很显然，在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之间产生了冲突。

如果遵循个体理性的话，是否个体还要去完成他所构成的集体认识论目标的工作呢？认知的多样性是否还要维持，又是如何维持的呢？

因此，凯彻尔指出，在两个共同体中，一个具有纯认识论的目的，另一个除认识论目的之外还有社会压力、竞争的目的，如果二者相比较，那么在认识论上受到“污染”

（sullied）的共同体一定会进展得更理想。

受传统认识论指导、只具有纯认识论目的的孤独学者所组成的共同体，尽管能够表现出认识的一致性，但因为科学事业的进步更多地融入非认识论的因素，那些往往被认为与科学进步格格不入的社会压力以及各种动机，最终证明总是有利的。

为了解决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的矛盾，也为了证明具有各种动机且保持认知多样性的共同体更有优势，凯彻尔假定科学家是认识论上受到“污染”

的行动者，即他们不仅追求真理，还有优先权、社会承认等。

而社会体系——奖励、鼓励、竞争压力——更能解释科学家在面对困难时坚持他的理论的原因。

设想某位科学家现正从事一项研究计划，他最为担心的事莫过于其他人比他更早地公布研究结果，以至于使其研究失去意义。

因此，如果一个研究计划在现有证据下即使不容易成功但它是正确的且无人研究，那么与和其他科学家追求相同的研究计划相比，他更愿意从事前者，因为这会使他远离激烈的竞争，更容易成为首次发现者。

这样来看，尽管科学共同体是由认识受污染的理性认识个体所构成的，但与纯认识论目的的科学共同体相比，进步的概率要更大。

因此可以认为在科学的实际运行中，在科学共同体中维持认知多样性很重要，且有必要对认知工作做出合理的分配。

综上所述，凯彻尔把社会认识论的研究置于科学的进步之上，而进步是以真理获得为依据的，因此他的方法是一种经典的以真理定位的方法，只是重点关注共识实践及认知工作的分配上。

但是他的研究也存在值得商榷的地方，如果共同体的目标明确、判断进步的标准正确，即使认知工作短期分配不妥，长期来看共同体还是有进步的。

但不可否认，凯彻尔的工作有其独到之处，并探讨了一些以往注意不到的问题，因而有其合理性和研究的价值。

三、富勒的社会认识论研究

如果说戈德曼和凯彻尔将研究定位在真理之上，从而表现出一些共同之处，那么富勒的社会认识论则完全是另外一种路径了，即政治定位的（politited）社会认识论。

富勒比较早地使用了“社会认识论”

这个词，并从哲学的角度来做讨论。

作为社会认识论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之一，富勒的研究方法及研究路径具有独特的意义。

1.科学政策制定

富勒认为“社会认识论”

是一种科学政策制定，在现代心理学和社会学的支持下，这是用来寻找更好的科学制度的一门规范性的事业。

他把社会认识论的基本问题确定为“知识的追求应该如何被组织，鉴于在规范的环境下许多人都在追求知识，每个人所从事的认识活动都是在多少被限定了的知识领域中进行的，每个人都具有差不多同样不完全的认知能力，尽管可以不同程度地接近他人的活动”

[30]。

因而，可以认为，社会认识论的目的是发现我们的认知产品是如何受到变化着的社会关系所影响的，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种理想的科学政策制定。

富勒并不满意目前的科学组织和生产状况。

他认为当代科学并没有以最有效率的方式进行组织，仍然具有提高和改善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