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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社会认识论的思想意义（第5页）

与“对话意识”

。

清楚地让公众意识到科学自身所具有的危险性，意识到公共科学政策上风险知情权与决策选择权的丧失，其后果是极为严重的；另一方面，当代科学的发展不仅规模越来越大，速度也是超越了以往任何时期的，因此在快速的发展和变化之中，它与社会、伦理、信仰、价值观等众多潜在要素的联系日益紧密。

在“大科学”

时代里，绝对不能单纯地认为科学仅仅是科学家、科研机构的研究内容，必须认识到它涉及社会公众，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

其次，除了形成对话氛围之外，还需要对决策过程加以改造。

一方面，决策过程需要透明化，现代科学往往伴随着巨大投资所引发的极高的风险，因此对科学家与科研管理机构来说，有必要让公众尽早了解到这些投资价值及重要性，这既是政府与科学家的职责，同时也是科学决策过程民主化的最佳体现；另一方面，决策过程需要开放化，适当引入各种“协商评议进路”

更是完善科学政策的有效保证，以及促进公众与科学相互理解的必要手段，只有充分地考察政策决议中的各种因素和利益，合理地解决“科学精神自主”

与“民主文化”

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才能形成科学的决策，才能更好地促进各项社会事务的发展。

概而言之，完善知识生产路径，建立富有成效的奖罚体制，构造从自然科学知识到社会科学知识，从基础研究知识到应用研究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分配制度，彰显公正民主的知识生产评审机制，对于当代中国的知识体系建设无疑显得尤为重要。

目前中国科学事业发展迅速，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暴露出许多决策和审评的失误与问题，特别是在资金投入制度和成果鉴定制度上，出现了不少的学术官僚和弄虚作假现象，这些并不仅仅是个人素质的简单问题，“投入必须产出”

、“名人效应”

等根深蒂固的陈旧观念也是重要的成因。

科学决策只有走向民主化，走向公开化，走向“公众参与”

，才能够、也才有资格重新赢回公众的信任，才能最大限度地确保研究的真实而准确，在这方面，社会认识论的理念与实践，能够为研究科学与社会关系提供有力的帮助。

综上所述，我们已经充分认识到认识论的社会化带给我们的全新理解和冲击，一定程度上它的出现与社会建构论、历史主义的影响力，甚至是库恩的工作都有不同程度的关系和联系。

与笛卡儿孤独地坐在房中运用他的理性来寻找无可置疑的知识基础这一知识图景不同，社会认识论远离了传统的个体对知识的辩护和选择，甚至远离了科学哲学中的经验主义。

但是如果我们作为一种方法论的需要让各种知识主张都接受平等的认识论怀疑的话，那么不同认识论学者所做的知识主张究竟如何划分呢？是否可以在一个更大的平台和界面上进行合理的分类呢？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事实上，与伦理学相类似，认识论可以在三个分析层面进行划分：规范层面（a）以及应用层面（applied），通过国外研究成果可以看出，研究人员也大都是从以上三个角度进行的。

在这一过程中，部分研究者从规范性上考虑，如富勒的系谱学解释就建立在提供认识论规范如何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历史的解释上。

富勒试图表明，规范是社会性地建构出来的，并且是偶然地得到了发展。

他认为，“规范是一种无形的调节手段，它是建立在最底部的，并且它也不是一个先决条件，而是一个产品，是自发协调的社会行动的产物”

[38]。

但是，我们会发现这种认识论规范出现的解释就不同于规范是通过先验的或概念性的分析而产生出来的元层面的解释，因为先验的认识论规范是“被发现的”

，从这里可以看出元层面的解释更多的是传统解释的衍生和辩护。

这样在对以上两个层面做了简要评述之后，我们将目光转向应用层面。

与应用伦理学（应用伦理学评价的是具体的实践，如堕胎、安乐死以及自杀）、应用科学哲学（应用科学哲学评价的是具体的理论，如科学创世论、种族主义以及社会生物学）相类似，应用社会认识论针对的是具体信念形成（如科学、经济技术交流、教育与司法制度等）的社会过程的认识情况。

在这一方面，戈德曼无疑是最有代表性的。

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戈德曼看成是培根、马克思以及杜威的工作的延续，因为戈德曼致力于解决的是“人的问题”

，通过详细强调具体的问题，而不是像罗蒂那样给出的更多的是含糊的回答，戈德曼就把认识论从一种模糊意义上的理解解读为我们对具体问题的解决，值得指出的是，这一过程中，他始终坚持了他的真理和知识的概念，尤其是在涉及政治、经济、教育与法律的其他领域方面。

[1]JohnLoEssaygHumaanding，OxfordUyPress，1979，p.23.

[2]DavidHume，AnEnquirygHumaanding，OxfordUyPress，1975，p.111.

[3]ThomasReid，AnInquiryintotheHumanMindonthePrinonSense，Bobbs-Merrill，1975，pp.vi，xxiv.

[4]TedBenton，IanCraib，PhilosophyofSoce：ThePhilosophidationsofSocialThought，PalgraveMa，2001，p.60.

[5]［美］J.M.巴德：《杰西·谢拉，社会认识论和实践》，李红霞译，《国外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第1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