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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社会科学介入公共政策的研究策略（第1页）

第二节社会科学介入公共政策的研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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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科学介入公共政策的路径

20世纪7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开始关注社会科学的公共政策取向问题，一些学者们还就社会科学介入公共政策的路径和模式进行了研究，并做出理论上的归纳。

兰德（RejeanLandry）以加拿大为例讨论了社会科学知识在政府、国家和社会中的运用状况，将社会科学介入公共政策的模式归纳为四种；美国学者韦斯（C.Weiss）提出了七种模式；英国学者布尔默（M.Bulmer）则通过揭示社会调查对公共政策制定的重要性，考察了社会科学家在政府决策中的作用，并总结出社会科学家影响政策的两种模式。

还有其他一些学者，比如，杰诺韦兹（M.Janowilz）从政策社会学的角度、开普兰（N.）从社会科学知识运用的角度，都在这一领域进行过非常有价值的研究。

一般而言，可以将社会科学参与公共政策的路径大体总结为如下三种。

第一，从社会科学到公共政策的方向。

在此路径中，社会科学介入公共政策，主要是向政策制定者供应研究成果，社会科学家是研究方向的制定者。

而政策制定者只是被动地在研究成果中进行选择和接受。

例如，兰德提出的“科学驱动模式”

、韦斯提出的“知识驱动模式”

和布尔默提出的“石灰岩模式”

等。

第二，从公共政策到社会科学的方向，即由政策制定者提出需求，然后委托研究机构有针对性地进行研究，最后是研究成果的政策转化。

比如，兰德提出的“需求拉动模式”

、韦斯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模式”

和布尔默提出的“工程模式”

。

第三，强调二者之间的互动性，认为社会科学与公共政策之间不是简单的从研究到政策，或是从政策到研究的单一的线性模式，而应当是非线性的。

它们之间的关联性相当复杂，是在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甚至是反复作用的情形下配合进行的。

例如，兰德提出的“互动模式”

和韦斯提出的“相互作用模式”

。

[14]

在上述这三种路径中，第一种路径提出了知识将自行转化为公共政策，这一观点理想主义色彩较浓。

在现实社会中，知识的供应在很多时候并不能与政策需求相匹配，因为大量的研究是基础性的，很难保证能够恰到好处地与公共领域的需求保持一致，因此，在实践层面上通过这样的模式，很难实现研究与政策的良好对接。

第二种路径同样遭到了一些学者的批评，他们认为这种模式把政策制定过程假定为是理性的，似乎只要公共领域对社会科学研究者提出需求，研究成果就能切实满足政策制定的需求，从而得到采纳。

[15]此外，一些学者还认为这类模式片面关注社会科学研究的工具性作用，仅仅把社会科学当作公共管理的手段，这样将限制社会科学本身的建制化发展。

第三种路径弥补了前两种存在的不足，突破了社会科学参与公共政策的线性模式，它认为政策制定的过程背后，存在诸多的复杂因素，比如各利益集团之间相互施加的压力、公共领域发展的远期目标与近期目标的冲突、民主化程度、权力与个性的关系等。

基于以上认识，这类模式较前两种更符合实际操作领域的情况。

然而，在实践中影响因素之多、复杂程度之高仍极大地制约这一模式的参与效果，社会科学研究与公共政策制定依然显现出较低的匹配度，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一现状？

其一，非实用性的自主性研究与公共政策实践匹配度不够高。

以自主性研究为主导的社会科学研究，社会科学家们往往只关注知识体系本身和其理论上的逻辑性，他们并不了解公共政策制定者工作的背景和环境，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往往低估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复杂程度，因此，很难确保所做的研究是否具有较强的实用性。

而大多数政策制定者没有受过社会科学知识的教育，这使得他们并不能深刻地、正确地认识到社会科学研究在公共政策制定中扮演着何等重要的角色，片面地认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任务仅仅是搜集统计历史资料，而搜集并不能够意味着对公共政策的制定提出有价值的见解。

因此，不少政策制定者在决策时依然采用传统的个人式和经验式的方式，既不讲究程序，也不讲究监督，这样很难保证其决策的科学性。

其二，预期研究性质不一致决定二者匹配强度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