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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公共政策复杂性研究范式的路径选择（第2页）

因此需要更多的证据来支持决策，并揭示公共政策过程的内部运行机制。

（3）突现复杂性是一种破坏性变革，揭示出过去决策经验对于当下决策的较少的指导作用，其核心概念是“不确定性”

。

政策主体无法准确把握政策实施过程，无法预知一些未知的挑战，因此必须寻求一种以连续变化为特征的适应性方法来处理各种突发状况。

[28]事实上，这三种内在复杂性形式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外部因素影响，特别是政策系统所处环境的影响。

第二，方法论层次上，复杂性理论的特殊性，不仅在于它确定了公共政策的复杂性，更重要的是它提出了一种新方式，来解释复杂行为是如何从公共政策过程中突现出来的。

公共政策过程需要被作为一个完整的交互作用整体，而不是单个要素构成的集合来研究。

复杂性理论否定时间、空间和物质之间的明确区分，挑战了类似对象实体的笛卡儿式理解，转而关注非线性、不可预测性、突现和自组织。

弗利纳（JayneFleener）认为，只有通过非线性的、递归的、无止境的复杂性逻辑，我们才可以理解那些不是靠因果链，而是靠意义的层次、递归动力学、非线性作用和变化联系起来的事件。

[29]

公共政策过程本质上是一种复杂适应系统，政策主体作为适应性主体彼此之间交互作用，同时，政策主体与环境之间也存在着互动。

在这些适应性主体及其互动规则的基础上，借助于各种计算机技术的进步，来描述和揭示公共政策运行的内部机制，以及在此过程中突现出的不可预测的政策结果，是借助复杂性理论认识和解释公共政策复杂性的独特方法。

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建模方法，将公共政策所涉及的多重利益相关者、各种外生影响因素、政策主体之间的互动、政策主体与环境之间的互动、政策本身的演化等都包含了进来。

复杂系统的动力学来自于影响并构成系统的每一个要素，反过来系统整体也会影响其构成要素。

系统动力学通过系统构成要素的“自组织”

来引起新模式的“突现”

。

因此，复杂性理论为公共政策领域引入了要素之间的相关性，以及作为整体的综合体这样的观念和维度。

这样，公共政策就被概念化为自觉的、有目的的、相互依赖的行动者的活动及由其之间的关系所构成的整体。

当然，复杂性理论带来的新方法，并不完全否定传统的定性和定量方法在某些较简单的和小型的公共政策系统中的作用，但其作为新的分析框架和工具，能够在研究一些表现出复杂性层次的政策系统中发挥重要作用。

第三，实践层次上，通过使用复杂性语言和逻辑，描述公共政策的内在复杂性，利用基于机制的多主体建模揭示公共政策的内部运行机制，即使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某些公共政策问题，也至少给我们提供了重新认识和理解一些相关问题的机会和平台。

例如：（1）复杂性理论可以有效地改进我们对于复杂公共组织的理解。

公共组织的各个子系统、层次、结构及组织成员都处于动态变化中，不断地从一种状态转移到另一种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甚至会表现出无序和混沌。

公共组织的运行不是稳定和均衡的结果，而是相互作用的各个组织利益博弈的结果。

公共组织运行机制的复杂性，恰恰在于组织内利益群体均衡博弈所产生的复杂性，但是，管理者必须维持这种动态平衡或动态稳定性，以实现组织从低级向高级的演化。

（2）传统方法在解决各类公共行政危机方面的效力逐渐趋于弱化，而非线性复杂行为模型作为一种新的思维和解决方案，引入“时间”

观念，揭示出短期内微观层次上看似混沌和无序的行为，实际上可能有助于宏观层次上的长期秩序和平衡。

因为这些复杂行为可以在组织内部形成耗散结构作用力，而这些作用力中绝大部分都有形成新组织实体和秩序的自组织能力。

因此可以说，耗散结构的形成就是为了维持系统的熵减状态。

[30]

另外，国际关系是公共政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复杂性理论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应用，是对战争与和平之间关系的重新认识。

切尔奴斯（Iraus）认为，不计一切代价地追求秩序是自我毁灭，使用军事行动和战争手段追求秩序，与和平的内在本质是自相矛盾的。

一方面，根据行动者及其之间的交互作用，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各种反馈环路可知，在既定情境下实现更多样化的可能性，和平（稳定）的可能性就更大。

因此，和平的出现与高熵有关，这就意味着不断增加的无序、混乱、随机性和不可预测性，可能带来比在可预测的极端有序的国家中更多的潜在和平；另一方面，很多社会系统并不仅仅是有序或无序这么简单，一些社会系统有时候是有序的，有时候是无序的；一些社会系统虽处于持续的混沌运动中，但却表现出一种整体的稳定性。

因此，“稳定的混沌”

和“有序的随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