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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公共政策复杂性研究范式的路径选择（第3页）

这样的概念成为对和平的新的解读。

[31]此外，贝茨（RichardBetts）也考察了复杂性理论在战略和国际安全中的有效应用。

在他看来，复杂性理论加强了对政府通过战略来实现预期结果的能力的怀疑，因为战略结果在很多时候并不遵循计划的安排。

在足以形成预期结果的可控原因及战略设计之间，以及与预期战略结局之间，复杂性和偶然性竖起了一道屏障。

因此，在复杂性视角下，战争是一个会形成不稳定行为的非线性系统，其输入与输出或协同效应之间，存在不成比例的关系。

不过，虽然贝茨承认非线性复杂性在战争战略中很常见，但他又强调了其既非绝对的，也非普遍的。

因为，如果复杂性理论意味着没有预测是可能的，那么对战争指导的任何分析都是没有意义的。

总之，不论是理论层次上，用复杂性理论及相关概念描述和表征公共政策系统的内在复杂性；还是方法论层次上，用多主体的自下而上的建模揭示公共政策运行的内部机制；亦或是实践层次上，对公共政策领域内一些核心问题的重新解读，都证明了复杂性理论之于公共政策研究的重要性和有效性。

但是，复杂性理论应用于公共政策研究，并不是无条件的和盲目的，而是需要有一些区别于传统公共政策研究的先在条件的。

二、复杂性介入公共政策研究的意义

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公共政策问题都应该被视为复杂的。

在公共政策研究中使用复杂性理论，第一原则就是“有条件的适用性”

。

当处理相对稳定的环境中涉及较少主体的社会问题时，线性还原和统计回归方法或简单定性方法，如访谈、情景分析法、德尔菲分析法等仍然是可行的。

但是，一旦确定我们所处理的是一个复杂系统或复杂问题，在进行政策分析时就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政策语境的重要性。

在处理复杂问题时，语境和问题本身一样重要。

韦恩·帕森斯（arsons）指出，因为塑造不同决策语境的环境要素常常是变化的、非线性的、不确定的和不可预测的，我们越来越需要一种具有多层级管理特征的多主体复杂系统。

[32]同时，政策主体之间的交互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和改变着政策环境。

因此，我们不可能把问题从其语境中隔离开来，相反，需要指定研究范围以提供对语境更深层次的理解。

理解更大范围的环境成为研究计划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第二，从“个体主义”

解释转移到“整体主义”

解释。

[33]传统的公共政策研究在机械还原论的线性思维的指导下，借以把政策划分为其基本构成，通过部分来认识整体。

这是一种对政策运行的典型的个体主义解释。

复杂性理论把公共政策视为一个动态的、持续演化的交互式适应系统，这个过程是由人驱动的，政策主体之间以及政策主体和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系统性网络。

一些过程只会在系统层次上突现出来，不论我们怎样细致地考察个体事件，都不能使我们了解整个系统的运行，因此，整体主义方法是必要的。

第三，政策评估模式的改变。

传统的公共政策评估模式是结果主义（tialist）的，然而，公共政策的复杂性从根本上限制了决策者预测政策结果的能力。

因此，政策评估的结果主义标准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问题的。

这个标准过分强调自上而下控制的重要性，过度使用量化方法，无法调和价值的多元主义。

因此，在实际的政策评估中，不能将预期政策目标作为唯一的评估标准，而应考虑多重因素对于非预期的“侧面影响”

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全面考察政策运行的各种影响。

综上所述，复杂性理论对公共政策研究的影响涉及理论层次、方法论层次和实践层次，将公共政策作为一个复杂适应系统，通过揭示多重主体、主体间以及主体与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来把握整个政策运行过程。

从政策制定的多主体模型，政策运行的整体主义解释，到政策评估的有效性标准，复杂性理论对公共政策研究的各个阶段均给予了重新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