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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亨普尔归纳概率解释模型的困境及其根源（第2页）

这种情形可按下式解释：

比较上述两式，我们得知，无论约翰康复与否，I-P模型都给予了合法的解释，也就是说，由两个不同的真命题构成的解释项对相互矛盾的两个命题均提供了较高的概率。

亨普尔的概率解释所运用的规律是统计规律，只断言某种现象、事件以一定的概率出现，具有归纳的性质，只是基于某个事实做出部分的解释。

这种科学解释并不是在普遍规律的基础上严格地演绎出结论的，而是在统计规律基础上，对结论给予一定的概率支持，解释项与被解释项之间不是普遍必然关系，而是一种概率关系。

也就是说，结论Gi并不能从统计规律Pr（G|F）=r和先行条件Fi两者的合取必然地被推出，而是或然地被推出。

二、I-P模型的困境的根源分析

费茨尔（J.H.Fetzer）认为亨普尔概率模型功亏一篑的症结出现在他的概率观上，因为亨普尔接受了概率的频率解释这一经验主义概率观，对概率做了极限频率的解释。

由于亨普尔所采用的这一概率观，直接导致I-P模型在科学解释中的两个困境，即解释的高概率要求和解释的歧义性难题。

这两类难题皆由I-P模型引发，“归纳”

表明解释项与被解释项具有概率相关关系；“统计”

则表明解释项中的规律是概率性的。

经验主义者的概率是以频率解释为基础的，其“概率陈述一方面是从过去观察到的频率中推导出来的，另一方面也包括同样频率在未来将近似地发生这个假设。

它们是通过归纳推论的手段而建成的”

[7]。

然而，社会科学中的大多数现象是不能重复出现的，根本无法谈论频率，更不能通过归纳推论的手段赋予事件于精确的概率值。

例如，某人当选为国家领导人的概率，与明天是晴天的概率相等。

那么，如何将概率概念用于单个事件？经验主义者在回答这一问题时，频率概率立场的困难出现了，单个事件是指只发生一次的事件，在时间上不具有可重复性，因此也就没有频率可言，频率学派无法给这类现象赋予概率值。

为此，萨尔蒙（W.Salmon）提出了最大同质（homogeneous）参照类（“参照类”

在萨尔蒙那里即“事件序列”

）来解决单个事件的概率，最大同质参照类的大意是：没有任何一种性质能使一个单个事件具有的某一特征相对于同质参照类的概率受到影响。

例如，抛掷一枚均匀的骰子就是骰子六点朝上的同质参照类，因为这一参照类没有一种性质能够改变骰子出现六点朝上的概率16。

但是“对于最大同质参照类的确定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主观性和私人性，从而使单个事件的概率也具有很大程度的主观性和私人性”

[8]。

这与经验主义的客观概率相矛盾，“对于频率解释来说，概率程度是一个经验问题而不是理性问题”

[9]。

根据经验主义的意义标准，关于概率的命题都是无意义的，因为它们既不能被经验所证实，也不能被经验所证伪，因而关于概率的定义也是无意义的，可以看出经验主义的概率解释在理论上是失败的。

由于社会科学自身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其研究缺乏自然科学那样的实验性、精确性，研究活动也不具有可重复性。

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研究者无法摆脱其主观性和价值判断的影响。

人类社会本身又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这使得人类社会系统包含的参数、变量甚多，因此研究结果也无法达到自然科学那样的客观性。

而“客观性”

这一科学评判标准致使社会科学的科学地位历来遭受质疑。

经验主义者的概率以频率极限为基础，把概率理解为研究对象所具有的性质，将主观与客观割裂开来，形成主客对立的二元论局面，这必然导致社会科学研究结论是不完整的、表层的、机械的。

那么如何在社会科学中将主观与客观统一起来，这成为经验主义方法论所面临的又一个困境。

由此可见，经验主义者的概率解释之于社会科学，有两个本质性的困难：一是概率的频率解释，二是主观性如何实现客观化。

然而，“在实践中，当没有频率方面的知识可以利用的时候，人们关于实践对象的其他方面的知识、信息、经验可以表现在主观概率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