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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亨普尔归纳概率解释模型的困境及其根源（第3页）

[10]。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贝叶斯学派对概率的解释采用的是主观主义解释，这一另辟蹊径的概率解释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开辟了一条全新的路径。

下面就引起I-P模型困境的经验主义概率观做出具体分析。

亨普尔用于科学解释的概率模型，是建立在概率的统计规律基础之上，来对被解释项做出概率性的归纳支持。

统计规律是通过经验观察，在重复试验机制下，而得到的具有概率性的经验统计规律。

按照亨普尔的看法，统计规律是有别于偶适概括（atalgeion）的，具有较高频率的似律性陈述。

经验主义者以频率作为对概率的解释，概率的频率解释又称为经验主义概率解释。

在经典统计中，“频率论者用哲学的经验主义观点来处理统计的稳定性”

[11]。

他们主张概率即频率，按这个观点，概率是一个长序列相对频率的极限。

例如，在n次重复试验中，记m为事件A出现的次数，则事件A出现的概率为

这一概率即事件A出现的频率。

也就是说频率论者把概率定义为无限重复试验中事件发生的频率的极限。

“频率论者的基本主张，就是要把他们的概率概念应用在处理‘统计’现象上。”

[12]可以看出，频率论者确定概率的方法论原则本质上是经验主义的，经验主义概率论以人们的经验作为确定概率的依据，此经验即人们所观察到的某一事件发生的频率。

为了强调频率的合理性，频率论者查理德·冯·米塞斯（Riises）认为，“直到现在（1928），除了在长序列中依靠相对频率来介绍概率外，任何人在发展概率的完整理论方面都未获得成功。

更进一步说，概率合理的概念仅仅是概率演算的基础，仅仅应用在事件本身能反复重复的问题中，或者大量相同元素被包含在相同的时间点上……为了运用概率论，我们必须有一个实际无限观察值序列”

[13]。

然而，冯·米塞斯的论述遭到诸多学者的抨击，其中，贝叶斯学派创始人之一德菲内蒂（B.deFii）在其著作《概率论》中指出：“如果概率被认为是赋予了某种客观存在，那么概率不亚于一个误导的错误概念，不亚于一次具体化或者物质化我们真实的概率信念的虚假的尝试。

在不确定之下，在研究我们自己思想和行为模型的合理性中，我们所需要的，更进一步说，是被我们合理授予权力的一种一致性，一种在这些信念中的一致性；一种在这些信念与任何一种相关的客观数据的合理关系中的一致性，（‘相关的’说的是主观上认为的那样）。

这就是概率理论。”

[14]在德菲内蒂看来，如果把概率看作是一枚硬币、一个骰子，或者其他研究物体本身的性质的话，那么这种观点便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无稽之谈。

可以看出，频率学派确定概率的方法本质上是经验主义的，“经验主义概率论对于基本概率的确定是以人们的经验为依据的，此经验就是人们对某一事件出现的观察频率”

[15]。

但是，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以经验为基础的观察频率是无法给单个事件赋予概率值的，社会科学中的许多统计分析是无法建立在“实际无限”

观察值序列之上的。

综上所述，经验主义概率观之于社会科学解释是成问题的，这一概率观也导致了亨普尔概率解释模型在社会科学运用中无法逾越的解释困境。

一是针对难以通过经验观察获得充足样本的社会现象，如何发现具有较高频率的似律性统计规律。

二是如何看待并不包含统计规律的社会科学解释，或者说在社会科学研究中针对难以发现统计规律的特定事实如何给出合理的科学解释；三是社会科学中人的自由意志造成了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解释的独特性，而经验主义概率观完全将认识的主体要素置之度外。

那么，如何将这一要素有效地融入模型的逻辑分析之中。

我们认为亨普尔概率模型之于社会科学解释中所遇困境之根源便是，逻辑经验主义为拒斥形而上学，只注重逻辑形式的分析，不注重解释者与被解释者之间内容上的相关，而将作为主体的解释者的认识论地位排除在外，采用经验主义概率观也是这一研究纲领的内在要求。

因此，我们也正是看到经验主义概率观在社会科学中的局限性，而引入了另一种概率观——主观主义概率观，在此概率观上构建一种新的概率解释模型——贝叶斯概率解释模型。

这一模型的构建重新确立了解释者在解释过程中的核心地位，同时也将亨普尔概率解释模型的诱人之处包含了进来，并避免了它的困境，从而显示出强大的解释力和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