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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社会科学的哲学困惑及其解决方案（第5页）

首先，社会系统的存在必须以其成分的存在为前提；其次，并非所有的整体属性都是突现的，合成属性是真实存在的；再次，社会约束个体行为但并不完全决定它，自发性、创造性和有限自由毕竟是确实存在的，而且社会事实中还存在大量的微观事实和随机事件，仅仅靠宏观→微观研究无法对这些问题做出回答；此外，虽然社会变化是总体的，但也受到个人行动的影响，个体也是有价值的，道德上的整体主义这种意识形态是有问题的。

因此，就对社会的认识来说，个体主义强调成分而忽视结构，是一种无社会的观点；整体主义重视整体而忽视个体，是一种无个人的观点。

并且二者都忽视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忽视激发一个系统的机制，都是不恰当的。

[22]邦格认为，必须以一种既能解释个体又能解释系统，既能解释个人又能解释社会结构的理论来代替二者。

3.系统论社会本体观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邦格从系统科学中提炼出一般系统方法，并结合其科学唯物主义思想中的系统论观点，提出了系统论社会本体观。

邦格认为，社会是由变化着的子系统组成的一个系统；社会具有系统属性或者总体属性，既有合成的，也有突现的，它们都源于个体成分和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社会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代表着系统行动的个体行动，系统中的个体都能单独行动，个体行为由行为主体在社会系统中的位置、基因遗传、经验和期望值决定。

社会变化都是社会结构中的变化，它是一个既在社会层次又在个体层次上的变化。

[23]

因此，从认识论上讲，社会科学是对社会系统的研究，研究它们变化的成分、环境和结构；社会事实都将根据社会系统和它们的个体成分来解释，用它们在它们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的需求、信仰、意图、行动和相互作用来解释，个人行为将根据与个体相关的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特征来解释；社会科学中的假设和理论将依靠环境数据和社会数据来检验，其中一些社会数据是基于可直接观察的个体数据建立的；从道德上讲，所有个体都可以是有价值的，享受幸福和帮助他人生存构成了至善，一个社会系统唯一合法的功能在于，在不妨碍任何人满足基本需要的情况下，促进其成员或者其他社会系统成员的幸福。

可以看出，邦格的系统论与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Parsons）的系统理论有一定的相似，但却存在很大的差异，帕森斯的系统理论是“‘呆板无生命的’，为了挽救这种研究模式，邦格允许系统内部冲突的存在”

[24]。

此外，邦格的系统论中所定义的系统不同于一般系统论。

在一般的系统论文献中，系统要么被定义为一个相互关联的元素集合，要么被定义为一个关系。

但集合和关系都是抽象客体，而邦格所定义的系统是指诸如分子、家庭等之类的具体系统。

[25]然而，尽管邦格的系统论吸收了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中的有利因素，规避了二者的不足，倡导一种系统观和系统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或许存在一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它打算解释一切，因此有可能适得其反什么都解释不了”

[26]。

因此，我们必须冷静客观地对待邦格的系统论思想，将其视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方式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社会科学面临着重建的实践要求，无论其内部还是与其他学科之间，都出现了一种融合的趋势。

人们认识到，重建社会科学必须“开放社会科学，以便接纳新的知识，鼓励跨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界限”

[27]，把其他科学新的成果和方法吸收到社会科学之中。

邦格的社会科学哲学思想，不仅体现了这种开放精神，积极利用现代科学的新成果改善和丰富社会科学，而且提出了社会科学研究的系统分析方法，为新时代重建社会科学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论视角。

邦格对社会科学的精确化定位和批判性重建，不仅有助于夯实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基础，而且使其焕发出现代化的勃勃生机。

尤其是他这种以科学和客观性为指导的研究宗旨，对于澄清社会科学哲学理论中的混乱，以及对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实践来说，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应该说，邦格的社会科学哲学思想，反映了完善社会科学研究理论自身的内在诉求，也是社会科学发展的现实需要。

然而，邦格的社会科学哲学思想也有其明显的不足之处，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认识。

首先，它拒斥辩证法，认为辩证法与精确性哲学的要求不相容，与形式逻辑不符，“它是模糊的且与科学是疏远的”

；[28]其次，它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结构——上层建筑之分看成是古老的物质—意识二元论，并将其归入激进的柏拉图主义，认为它“不仅继承了物质与精神之间的敌对，而且还继承了概念上的模糊不清和教条独断”

，强调冲突与斗争而忽视协同与合作，[29]这显然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片面歪曲；再次，邦格社会科学哲学理论体系中的一些概念也是有问题的，比如，他对系统的定义就过于绝对，因为“存在无环境成分的封闭系统，如公理系统，实验设备等”

[30]。

此外，邦格几乎没有考虑与自然科学的研究模型不那么一致的视角和方法，比如现象学、符号互动论、民族方法学、结构主义等，对它们提出的一些社会科学的核心问题也没有认真对待，比如权利和知识的关系等。

而且，对于如何才能科学地研究主观性、主体间性和意义等现实维度的问题，邦格的处理也显得过于简单，比如他认为对于人类主观性只需通过检验大脑的结构和过程客观地研究即可。

[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