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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与历史主义102（第3页）

，[21]以文化“储存”

作为生产模式的再生产功能。

虽然洛特曼本人的研究著作，并没有采取这个途径——他的研究局限于斯拉夫或俄国文化历史，他把研究资料简化到两个生产模式中的文件记录：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我不知道这个学派是否有任何关于社会主义阶段的文化和类型学的著作），但是洛特曼最初对文化的界定把文化结构之下的功能进行了分类，确定了一个可以孤立研究各种文化机制的框架。

洛特曼的文化分类法是双重性的，是一种二元论的历史观。

“可以区分主要是用来表述和主要是内容的文化。”

[22]表述文化和内容文化——这两种文化分别与中世纪仪礼文化和现代理性或科学文化互相关联——围绕着文本建构而组成，或者说，是围绕着文本过程而组成的。

但是第一种文化——作为表述的文化——假定存在着一个主导文本（权威性著作），这个主导文本主宰所有其他文化文本和社会生活。

文化机制的基本鉴定功能是区分“正确”

与“非正确”

，按照“正确”

与“错误”

的二分法来表述整个世界。

在这个二元对立中，“真正的”

文本或文化——信仰的文化——与异端的、迷信的等等诸如此类的“伪”

文本和文化相对立。

同时，文本机制的概念构成现代或理性文化；在这种情况下，“主导文本”

（科学理性）的对立面便不是另一个异端文本，而是未成文本的熵或混沌。

文化再生产机制不再重新制造神圣文本，而是把不是文本的材料转化进科学理性的新主导文本；这种机制的鉴定功能建立在规则和方法论的基础上，而不是基于“正确”

或“非正确”

的观点（可以用伦理学术语来形容这个二元对立：“好”

与“坏”

）。

这个二元对立较为复杂地表达了罗曼·雅各布森的比喻（metaphor）与转喻（metonymy）之间的传统语言学或转义学（tropology）的区别。

建立在一个主导文本或权威性著作之上的文化的文化生产是比喻排列的过程，而建立在文本规则之上的文化则揭示某种再转义的机制，容纳更多的内容。

表述文化与内容文化之间的对立的明显危险，在于复原这个或那个“自然的”

或“形而上学的”

二元论；雅各布森在讨论失语症的奠基著作中认为，主导转义的对立可以滑入心理过程的根本分裂，陷入分析式和联系式的心理机制，进入大脑本身的具体区域。

然而转义类别不必是二元论，就像所有修辞学手册里关于各式各样的转义和修辞格所讲的那样。

例如，在洛特曼自己的著作里，我们可以观察到文化机制的其他类型。

这说明转义对立不必阻止布洛特的基本纲领，即：“形容文化普遍性和表述文化‘语言’的语法可以成为我们未来任务之一的结构历史（structuralhistory）的基础。”

[23]另外，如果我们更详细地观察洛特曼对新古典主义的描述，我们可以发觉所谓多样化的承诺也许只是幻觉。

新古典主义处于主导文本的文化与“科学”

方法论的文化之间的中介位置。

表面上是规则和规范的文化，新古典主义仍然假定一系列古典文本具有古老神圣主导文本的权威：“理论模式被认为是永恒的，处于具体创造之前。

在艺术里，只有那些符合规则的文本才被认为是‘正确的’，即是有意义的……破坏规则的艺术品是艺术中的次品。

但是，按照博伊露（Boileau）的观点，我们甚至可以用分析‘不正确’的规则的方法来形容规则所遭受的破坏。

因此，‘次等’文本可以被分类；任何不令人满意的艺术品都可以用来作某个典型违章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