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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第2页）

在英国，贵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表现得十分明显，这一情况提供了足够的材料使他能得出结论：阶级斗争是发展的杠杆（至少在当时的英国是如此）。

他还根据经济的分析断定这个社会不可避免地要灭亡，并看到无产阶级是将把这一过程进行到底并建立无阶级社会的历史力量。

恩格斯的这一思想表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一文中（载于马克思和卢格合编的上面已经提到过的“德法年鉴”

上）。

他在这篇著名的文章中写道：“如果你们是像人那样有意识地进行生产，而不是像那些连类意识也没有的分散的原子那样，那么你们就会摆脱所有这些人为的无根据的对立。

但是只要你们继续照目前这样无意识地毫不思考地全凭偶然性来进行生产，那么危机就会继续下去；而且一定是一次比一次更普遍，因而也一次比一次更严重；这样就必然会使更多的小资本家破产，使专靠劳动为生的阶级人数剧增，因而也必然使急待就业的人数显著地增加（这是我们的经济学家必须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最后，所有这一切势必引起一次社会革命，这一革命是经济学家凭他的书本知识是做梦也想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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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分别独立地得出了关于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必须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历史结论。

这就大大超过了以往流行的关于无产阶级只是一个受苦受难的阶级的思想，也超过了那种认为不经过工人阶级的斗争也可以建立社会主义的幻想。

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与空想社会主义者及其在德国的同道，以及费尔巴哈不同，他们在当时就已经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了。

由此就完全可以了解，马克思在这一基础上对人的宗教异化问题的理解（这个问题是由费尔巴哈首先着手解决的），也远为深刻得多。

费尔巴哈正确地看出，宗教是人自我异化的一种形式。

他确凿地肯定，一切宗教观念无非是人的观念，这些思想的产物（神）的一切特性无非是人的特性，人从自我本身中把它们异化出来，并赋予它们以自己创造的观念。

人没有意识到他自己就是这一切的创造主，是无限的自然界的最高主宰，于是就贬低了自己，在他自己所创立的假说面前匍匐为奴。

可见，创造活动不是起源于上帝，而是起源于人本身，因为他是所有这些幻想的第一个创造者。

但是马克思并不仅仅满足于这些结论。

因为从这些宗教观念中发现世俗的基础，毕竟只完成了这个重大任务的一部分。

而下一个更为困难的问题，却是费尔巴哈根据他的心理人本主义原则所无法解决的。

这个进一步提出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人要去实现这种自我异化？为什么人要去制造这种幻想？

马克思差不多把1844年逗留在巴黎的全部时间都用来研究这个问题，并把它扩展为经济、政治、法和哲学之间的依赖关系的问题。

从直到这个世纪才出版的著名手稿（“经济哲学手稿”

）中，可以看出马克思的见解的广度和深度。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们的活动和生活的各个方面是相互交织着的；因此，若不全面地理解人们的各种关系的总和，就几乎不能去探讨意识形态这一领域。

不过马克思在当时就已经看到了经济关系的首要地位，并已经把它理解为人类生活和历史发展的“实体”

。

他在阶级剥削关系所产生的矛盾中，发现了人经常不断异化的基础。

马克思发现经济的异化是宗教和思想异化的基础。

在阶级剥削的制度下，例如在工人生产商品的制度下，工人在这一生产活动本身中，使自己的力量异化，从而创造了商品的价值。

可是，这一产品本身却归另一个人所有，这样，那个人由于具有经济权力实际上也成了政治权力本身的“占有者”

。

因此，工人在这种关系中感到自己是被异化了的。

由于生活条件的艰难和没有力量来自己支配自己的生活和历史，他们必然要在其他方面寻求慰藉。

因此，群众的贫困是形形色色宗教幻想得以滋长的现实的肥沃土壤。

马克思在1844年初写道，宗教的苦难是现实苦难的表现。

另一方面，它又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因为要求实现某个美好的彼岸世界的幻想，同时也就是对这个逐渐使人失掉最低限度生存条件的世界的一种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