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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 中华民族一个共有的精神家园论纲434（第3页）

，前人在治国安邦方面的得失成败以及国家的治乱盛衰之故，当是一个重要内容。

许多事实证明，史学中包含的历史经验影响到政治决策，反映出历史经验、历史见识运用于政治活动的重要价值。

然而，历史经验的价值并不仅限于此，它有丰富的内涵和广泛的表现。

在中国古代史学上，“两司马”

即司马迁和司马光有重大的影响，无疑有很多原因。

第一个原因，《史记》和《资治通鉴》是两部规模宏大的通史，对历史进程都有全面的描述和评论，是其他史书不能相比的。

第二个原因，《史记》是纪传体通史的开山，《资治通鉴》首创了严谨的编年体通史，这也是其他史书无法比拟的。

第三个原因，“两司马”

文采飞扬，具有超出一般史家的精彩史笔，把历史表述得“飞动”

起来，这是许多史家都赶不上的。

第四个原因，也可以说是一个主要原因，是《史记》和《资治通鉴》在总结历史经验方面，深刻而周详，是一般史书难以达到的。

在中国历史上，一些有识之士能够自觉地重视史学，并从中汲取治国安邦的历史经验。

这在历代君主中也不乏其人，而唐太宗可以说是一个突出的代表。

从这个角度来看待唐太宗及相关历史人物，可以透视出史学对于政治家的重要性。

三、史学与历史智慧

历史是无情的，也是无私的。

历史无情，是因为任何人都不能阻挡历史潮流的前进；历史无私，是因为它总是一如既往地给一代代人留下宝贵的遗产和丰富的智慧。

古往今来，许多有识之士都懂得这些遗产和智慧，对于人们从事现实的与未来的创造活动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人类创造了自己的历史，创造了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而智慧，即人们认识、辨析、判断、处理事情和发明创造的能力，亦可简称为人们的才智、智谋，则是精神财富的重要部分。

这些智慧，一方面可以通过大量的物质财富折射出来；另一方面又可以以精神产品的形式积累和传承。

可以这样说：历史是人类智慧的源泉。

对于这一点，中国古代学人，尤其是中国古代史家，从很早的时候起就有十分自觉的认识。

史官制度设立之早，就是很好的明证。

而从《史记》《汉书》这两部较早出现的“正史”

来看，它们所包含的内容及蕴藏的智慧是极为丰富的。

在唐初，人们对史官的规范性要求更为明确。

这个要求就是：“必求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使居其位，百官众职，咸所贰焉。

是故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

[448]可见，史官要把前人在社会历史中的创造活动，尤其是在这种创造活动中所积累的各方面的智慧总结出来，记载下来，是多么艰难而崇高的事业。

如此看来，在历史运动和历史智慧积累之间，史官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从这个意义上看，史官受到公众、社会和国家的重视，是很自然的。

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历史智慧是同现代科学知识、认识能力相对而言的。

正如人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一样，人们不应当、也不可能割断历史智慧同现代科学知识、认识能力的联系。

另一方面，历史智慧，作为前人创造出来的精神财富之一，它的生命力是永存的。

如果说人们“多识”

的途径最初是依靠口耳相传的话，那么在有了历史记载和历史撰述以后，在史书中汲取前人的道德、智慧就成了主要的途径之一。

史学有多方面的社会功能，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地向人们提供历史智慧，正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

四、史学与民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