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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史学发展看炎黄文化的民族凝聚力34（第1页）

从史学发展看炎黄文化的民族凝聚力[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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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象征和代表，至少在两个方面显示出它的重要的历史意义。

第一，炎黄文化作为悠久的中华民族文化源头（从传说的范畴而不是从考古的范畴）的最古老的代表，受到历史上的史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的承认与尊崇；这种承认与尊崇因具有长久的历史而形成一种稳定的、巨大的精神力量。

第二，炎黄文化作为观念形态和历史传统，确确实实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发挥出持久的、恢宏的凝聚作用。

炎黄文化的这两个方面的意义，在中国史学的发展上有突出的反映；而素称发达的中国古代史学又促进着、强化着炎黄文化在这两个方面的作用。

在中国历史上，秦汉、隋唐和元代，是政治上大一统时代的几个突出代表，也是历史上多民族不断迁移、组合而走向新的融合的几个大时代。

这几个时期的史学发展，鲜明地反映出炎黄和炎黄文化的民族凝聚作用。

秦、隋两朝年代短促，我着重以汉、唐、元三朝的史学来说明上述认识。

一

西汉司马迁著《史记》——中国古代史学的伟大奠基之作，以《五帝本纪》开篇，而《五帝本纪》又以黄帝居其首。

这对于太史公司马迁来说，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

司马迁写历史有自己的宗旨，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35]。

那么，“通古今之变”

这个“古”

，从哪里开始呢？这是司马迁首先碰到的一个大问题，是史书撰写中“正其疆里，开其首端”

[36]的大事。

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写道：“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

这一段话，明确地规定了《史记》的上限与下限。

关于下限，自不待言；关于上限，司马迁为什么要从黄帝写起呢？他在《史记·五帝本纪》后论中对此作了认真的说明。

司马迁这样写道：

学者多称五帝，尚矣。

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训，荐绅先生难言之。

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

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

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

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

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

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

[37]

所谓“本纪书首”

，实际上就是《史记》的上限，也就是“通古今之变”

这个“古”

的起点。

在这段话中，司马迁关于“五帝”

、黄帝，他分别讲到了“学者”

“百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