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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史学发展看炎黄文化的民族凝聚力34（第2页）

、荐绅先生、孔子所传、本人所访，以及《春秋》《国语》和《五帝德》《帝系姓》所记有关内容的关系；应当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司马迁是做了全面的考察的，所以他得到“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

的结论。

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认识到这段话的重要。

其一，它表明自春秋以来至西汉时期，人们对古史的追寻已超出了夏、商、周三代而颇重视关于黄帝的传说，从“学者”

到“长老”

，对此都予以关注，反映出一种比较普遍的历史文化心理，这一事实给予司马迁以极大的影响。

其二，司马迁毅然突破《尚书》的界限，把黄帝“著为本纪书首”

，从而在中国史学上第一部通史巨著中确认了这种历史文化心理，以至于在中国史学发展上产生了深远的和巨大的影响，陶冶着中华民族的共同心理。

尽管清代以来有些学人出于求实的要求，对此提出疑问，并做了不少很有价值的考信工作，但《史记》问世后所产生的这个影响，却是真切的事实，对于这一事实无疑是应当予以承认的。

《史记·五帝本纪》认为：“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帝禹为夏后而别氏。”

《史记》记述了秦、汉统一皇朝周边少数民族的历史，于《匈奴列传》则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

这是把黄帝、帝禹、匈奴联系起来了。

《史记》对多民族国家历史面貌的反映以及司马迁在民族关系上的这种观念，对中国史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也有不小的影响。

这两种影响，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司马迁所谓“上记轩辕，下至于兹”

，不仅在本纪中反映出来，在《史记》的表、书中也各有反映。

《史记·三代世表》序说：

太史公曰：五帝、三代之记，尚矣。

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

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

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

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

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

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

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

于是以《五帝系谍》、《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讫共和为《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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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世表》包含五帝时代，故此表当从黄帝记起。

上述两段话是反复说明“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

，而历代谱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

是不可凭信的，故司马迁采取了比较稳妥的做法：“以《五帝系谍》、《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讫共和为《世表》”

。

文中，还表明了司马迁对孔子的“疑则传疑”

的史学原则与方法的推崇。

司马迁在《史记·历书》序中说：

神农以前尚矣。

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余，于是有天地神祇物类之官，是谓五官。

各司其序，不相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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