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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政治家的史学自觉（第2页）

等。

但如何认识“前事”

？“彰往”

的途径何在？大多没有做出明确的表述。

在这个问题上，唐太宗的认识之所以显得重要，正是因为他指出了人们对历史的了解、认识，是通过“史籍”

而得到的。

他对于史学工作的重视，就是建立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之上，而较少狭隘的实用的色彩。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唐太宗的这一认识，比起唐代史学批评家刘知幾的论述，还要早五六十年。

刘知幾在他的名著《史通》中指出：

向使世无竹帛，时阙史官，虽尧、舜之与桀、纣，伊、周之与莽、卓，夷、惠之与跖、矫，商、冒之与曾、闵，但一从物化。

坟土未干，则善恶不分，妍媸永灭者矣。

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

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

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

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国家之要道。

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

[101]

这一段话，非常清晰地阐明了人们之所以能够认识历史上的人和事并进而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正是因有史官的存在和史书的撰述；揭示出“史官不绝，竹帛长存”

对于社会和人类进步的意义，从而揭示出史学的真正价值。

我之所以要征引刘知幾的这些话，是为了说明作为政治家的唐太宗，在刘知幾之前已经有了大致相近的认识，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当然，唐太宗的史学自觉，无疑会反映在他对历史撰述事业的重视。

这突出地表现在梁、陈、齐、周、隋“五代史”

的修撰和《晋书》的修撰方面。

梁、陈、齐、周、隋“五代史”

的修撰，始议于武德四年（621年）令狐德棻上书建议。

他指出：“近代已来，多无正史”

，“当今耳目犹接，尚有可凭，如更数十年后，恐事迹湮没”

，“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

[102]唐高祖赞同他的建议，并于次年颁发了《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103]，令诸大臣分工撰述。

此次修史动议，由于以下原因，历数年而未果：一是当时全国政局尚未安定，诸大臣无暇顾及修史：二是有的大臣离职或辞世，任务落空；三是缺乏大规模修史的组织经验，无人统筹规划，撰写工作难以有实质性的进展。

这是皇家修史的一个重要教训。

但是，这次修史动议也展示出了一个事实：唐皇朝建立伊始，即十分重视修史活动，而“修六代史诏”

则显示出史学上的宏大气度，为后来的修史活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八年后，即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建史馆于禁中，命诸臣修撰梁、陈、齐、周、隋“五代史”

。

诸臣认为，后魏（即北魏）史已有魏收《魏书》、魏澹《魏书》，“以为详备”

，不必重修，故由“六代史”

变为“五代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