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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政治家的史学自觉（第3页）

经过七年的努力，至贞观十年（636年），五史皆成，为一代盛事[104]。

此次修史成功，同唐太宗的决策有极大关系。

一是他设立了史馆，并给史馆以很高的地位，为皇家修史开创了新的局面，在中国史学上是一件里程碑的事件。

二是他以房玄龄监修，魏徵“总加撰定”

[105]，令狐德棻“总知类会”

诸史[106]。

正是有了修史的专门机构，又有了明确的分工合作，加之比较安定的社会环境，才可能出现中国史学上的这一盛事。

显然，唐太宗是这一盛事中的关键人物。

唐太宗晚年提出了撰写新的《晋书》的要求，这是他在皇家修史活动中的又一重要决策。

对此，学术界曾有这样那样的猜测和推论，似也不无参考价值。

但我认为唐太宗的这一决定，在他于贞观二十年（646年）下达的《修晋书诏》里本已阐述得清清楚楚，足以表明他的意向和宗旨，舍此而做其他的猜测和推论，恐怕都难以反映历史真相。

唐太宗指出：

唯晋氏膺运，制有中原，上帝启玄石之图，下武代黄星之德；及中朝鼎沸，江左嗣兴，并宅寰区，各重徽号，足以飞英丽笔，将美□书。

但十有八家，虽存记注；而才非良史，事亏实录。

[107]

诏书对十八家晋史一一做了评价，究其根本来说，一则不能称为“实录”

，二则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晋史。

他希望写出一部超出现存十八家晋史的《晋书》，其具体要求是“铨次旧闻，裁成义类，俾夫湮落之诰，咸使发明”

。

当然，诏书中所批评以往晋史之缺陷的一些方面，无疑都是应当避免的。

因有诸家晋史作为参考，新修《晋书》进展较快，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撰成。

新修《晋书》的总面貌是：

以臧荣绪《晋书》为本，捃摭诸家及晋代文集，为十纪、十志、七十列传、三十载记。

其太宗所著宣、武二帝及陆机、王羲之四论，称制旨焉。

房玄龄以下称史臣，凡起例皆（敬）播独创焉。

[108]

以一家为本，参考诸家之长，并吸收晋人文集之与史事相关联者入史，可见唐初史家在撰述路径与方法上的成熟，确为后人修史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有一点必须指出：令狐德棻在近二十人的《晋书》修撰者中被推为首，“其体制多取决焉”

[109]，而非敬播一人“独创”

。

今天我们读到的《晋书》，就是唐太宗下诏新修的《晋书》；加上上面已经讲到的“五代史”

，总共有六部“正史”

撰成于唐太宗在位期间，这占了“二十四史”

部数的四分之一。

对这六部“正史”

，我们不必重复人们已经做过的许多评价，而是要从中窥见唐太宗在史学自觉方面所达到的高度。

他创立了比较完备的史馆制度而为后人沿袭一千多年，在他的号召下一举撰成六部“正史”

且流传至今，仅此两件事情，他的史学自觉以及他在中国史学上的位置已足以令人赞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