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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政治家的史学自觉（第5页）

一般说来，在唐太宗的政治生涯中，他是努力地按照“兼听”

的原则行事。

唐初，大乱之后，应实行什么样的国策？这是治国安邦的大事。

他自己认为，短时期内难以达到至治。

于是他征询大臣们的意见。

魏徵认为：“凡人在危困，则忧死亡。

忧死亡，则思化。

思化，则易教。”

唐太宗颇有怀疑地反问道：“善人为邦百年，然后胜残去杀。

大乱之后，将求致化，宁可造次而望乎？”

魏徵进而论道：“此据常人，不在圣哲。

若圣哲施化，上下同心，人应如响，不疾而速，期月而可，信不为难，三年成功，犹谓其晚。”

唐太宗表示赞同魏徵的看法。

这时，大臣封德彝等提出不同的认识，认为：“三代以后，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皆欲化而不能，岂能化而不欲？若信魏徵所说，恐败乱国家。”

魏徵反驳说：“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

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在于当时所理，化之而已。

考之载籍，可得而知。

昔黄帝与蚩尤七十余战，其乱甚矣，既胜之后，便致太平。

九黎乱德，颛顼征之，既克之后，不失其化。

桀为乱虐，而汤放之，在汤之代，即致太平。

纣为无道，武王伐之，成王之代，亦致太平。

若言人渐浇讹，不及纯朴，至今应悉为鬼魅，宁可复得而教化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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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德彝等虽无言以对，但终认为魏徵的主张不可施行。

这一场激烈的辩论，对于后来“贞观之治”

局面的出现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几种不同的意见中，唐太宗毅然采用魏徵的主张，“每力行不倦，数年间，海内康宁”

，“华夏安宁，远戎宾服”

，唐太宗无限感慨与欣慰，对魏徵给予极高的评价，把自己比作“玉"而把魏徵比作“良工”

，他说：“玉虽有美质，在于石间，不值良工琢磨，与瓦砾不别。

若遇良工，即为万代之宝。

朕虽无美质，为公所切磋，劳公约朕以仁义，弘朕以道德，使朕功业至此，公亦足为良工尔。”

第二，关于认识民力。

在中国历史上，不可能产生对民力有完全正确的认识，甚至存在着认识上的很大差别。

这种差别又直接涉及社会的治乱、朝代的存亡。

对于这一点，唐太宗君臣屡屡有所讨论。

这些讨论，集中到一点，可以概括为水舟关系之论。

贞观六年（632年），魏徵对唐太宗说：

自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所以不能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