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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史家的忧患意识128（第1页）

两宋史家的忧患意识[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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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龚自珍曾这样深刻地指出：“吾闻深于《春秋》者，其论史也。”

“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

[129]龚自珍的话，揭示出了中国古代史家的一个思想特点，也从一个方面概括了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

可见，所谓“良史”

，其撰述一方面是受到社会的激励，另一方面也深为这一优良传统所影响。

关于这一点，两宋史家给予后人很多启示。

一、史家的忧患意识传统

中国古代史家，历来有一种忧患意识。

这种意识主要表现为对于朝代、国家的兴亡盛衰以及社会治乱、人民生活的关注。

这是同史学的本质与功能密切相关的。

这是因为，史学家对于历史的认识，往往是和对于现实的认识联系起来，故而从史学家对于历史和现实的认识来看，常常反映出他们对于社会的前途、命运的忧患意识，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他们决心致力于历史撰述的一个思想基础。

孟子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孔子惧，作《春秋》。”

[130]这就反映了孔子作《春秋》时的一种忧患意识。

司马迁父子撰述《史记》的最初动机，是出于对史职的忠诚和执着。

这就是司马谈对司马迁说的一番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131]司马谈之所惧，是“废天下之史文”

的问题；然而，当司马迁进入到具体的撰述之中的时候，他的思想已不只是集中在“史文”

问题上了，他对汉武帝统治下的社会前途表现出深深的忧虑。

读《史记·平准书》可以看到，在司马迁的史笔之下，极盛时期的汉武帝统治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显示出作者的忧患意识是多么的深沉。

司马迁当然有秉承父亲的遗志，着重写出汉兴以来的“明主贤君”

，可是当他考察了汉武帝统治时期的社会历史时，他就不能只是赞扬和称颂了，他的严肃的史学家的批判之笔也不能不时时触到汉武帝本人。

这同巴尔扎克所写的《人间喜剧》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当他让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贵族男女行动的时候，恰恰是这个时候，他的嘲笑空前尖刻，他的讽刺空前辛辣。”

[132]我们只要看一看《史记·封禅书》，就会感到司马迁的嘲笑和讽刺是何等的尖刻与辛辣。

这种嘲笑和讽刺正是对于“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

[133]时的深深忧虑的集中反映。

司马迁处在西汉由鼎盛开始走向衰落的时期，他的深邃的历史眼光使他看到了这一变化，故而发出了“物盛而衰，固其变也”

的感叹。

唐代史家吴兢也有大致相仿的经历。

吴兢生活在唐代武则天至唐玄宗时期，他目睹了唐代盛世即“开元盛世”

，同时也敏感地觉察到唐玄宗开元后期滋生起来的政治上的颓势。

于是，他写出了著名的《贞观政要》一书。

吴兢从玄宗时大臣源乾曜、张嘉贞任相职时“虑四维之不张，每克己励精，缅怀故实，未尝有乏”

的做法中得到启发，认为唐太宗时期的“政化”

，“良足可观，振古而来，未之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