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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史家的忧患意识128（第2页）

，所以决心写一本反映唐太宗贞观年间政治统治面貌的专书。

吴兢认为，此书“人伦之纪备矣，军国之政存焉”

，其义在于“惩劝”

。

吴兢对于此书在政治上的作用有充分的信心。

他说：“庶乎有国有家者克遵前轨，择善而从，则可久之业益彰矣，可大之功尤著矣，岂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而已哉！”

[134]可见，史学家吴兢是很“现实”

的：与其侈谈尧、舜、文（王）、武（王），不如就从学习本朝“贞观之治”

做起。

他的这种现实的态度，既是对唐太宗时“政化”

的仰慕，又是出于对唐玄宗开元后期李林甫、杨国忠辈当政的忧虑。

此书以《君道》开篇，以《慎终》结束，也反映出这位被当时人誉为董狐式的史学家的忧患意识。

他在《上〈贞观政要〉表》中，把这种忧患意识表述得更加明显了，他说：“望纡天鉴，择善而行，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伏愿行之而有恒，思之而不倦，则贞观巍巍之化可得而致矣！”

《贞观政要》这部书在晚唐以后的历代政治生活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唐宣宗是晚唐时期一位尚有作为的皇帝，史家对他有较好的评论。

史载，唐宣宗曾经“书《贞观政要》于屏风，每正色拱手而读之”

[135]。

辽、金、元三朝统治者，都曾把《贞观政要》译成本民族文字，作为政治教科书。

二、两宋史家的忧患意识与历史撰述

两宋史家的忧患意识，既有史家忧患意识传统的影响，又有时代情势的激发，因而显得十分突出。

北宋立国，积贫积弱，士大夫阶层的忧患意识显得格外凝重。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出了这种忧患意识的深沉的境界，他写道：

嗟夫！

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

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136]

这种“进亦忧，退亦忧”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的意识与境界，在当时和后世都有很大的影响，《岳阳楼记》因此而成为千古不朽的名篇。

王安石是继范仲淹之后的又一位改革家，他在推行变法之前的一份《上皇帝万言书》中，分析了当时种种社会矛盾，披露了他的重重忧虑。

《万言书》提出的社会问题是：

北宋史家的忧患意识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形成和发展的。

司马光、范祖禹等史学家的忧患意识具有更加突出的历史感，司马光《历年图序》深刻地反映了这种历史感，他写道：

臣光拜手稽首曰：臣闻《商书》曰：“与治同道罔不兴，与乱同事罔不亡。

终始慎厥与，惟明明后。”

《周书》曰：“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商。

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