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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史家的忧患意识128（第6页）

是以社稷之忧，彼不以为忧；社稷之喜，彼不以为喜。

君忧不辱，君辱不死。

一人誉之则用之，一人毁之则舍之。

宰相避嫌畏讥且不暇，何暇尽心以忧社稷？数迁数易，视相府如传舍。

百官泛泛于下，而天子茕茕于上。

一旦有卒然之忧，吾未见其不颠沛而殒越也。

[150]

显然，这种君臣关系和这种用人原则，自然令人担忧，而且的确是属于“社稷之忧”

的范围的。

苏洵还强调指出，从历史上看，君主只有任用“腹心之臣”

，才可应天下“不测之变”

。

可见苏洵所关注的“社稷之忧”

已突破了他所尊崇的史家之忧了。

值得注意的是，苏洵关于君臣关系之忧等，是有人与之共鸣的。

曾巩与宋代史学关系十分密切，并担任过史馆修撰之职。

曾巩之忧当是史家之忧的一种反映，而他的一些见解恰与苏洵有相同之处。

曾巩在《说遇下》一文中写道：

近世自王公大臣之进见，皆俯首侧身，屏息以听仪相者疾呼姓名敕进，使拜舞已，则立而侍。

设有宴享，则郎中以降皆坐于庑下，与工祝为等仵，王者遇之，体貌颜色未尝为之变也，而曾起且下，又不名乎。

其于进退疾病死丧，未尝皆备其礼也。

自公卿莫能得其从容，而况于疏远之臣庶乎？上下之情间然可知矣。

至有罪故，则又困辱而刑之。

此所以使偷安幸进之利深，无节自薄之俗胜，百官之于上，苟若而已，能无因败而利之者邪？国家之治最甚已，可无变欤？[151]

如果苏洵所披露的君臣关系的淡漠还比较含蓄的话，那么曾巩所描述的这种关系就很形象具体了。

可以想见，这种关系笼罩下的政治绝不会是强有力的政治，其应付各种事变的能力和效率必然受到很大的限制。

曾巩的这些见解，确乎是“社稷之忧”

，反映了他深刻的忧患意识。

宋朝的积贫积弱局面的形成，同最高统治集团的思想状态、运转机制有极大的关系。

这一点，是应当重新做出估量的。

曾巩在关于用人问题上，也同苏洵有类似的见解。

他在《治之难》一文中指出：“治世非无小人也，其信正人也，固其相参非庸者也，虽有，正人弗病也。”

反之，情况就不一样了，“可得天下国家之安乎？”

他根据汉代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认为：“呜呼！

治之难也。

以此视天下者，不观小人、正人、贵贱、升黜，观其用否如何耳，则治乱审矣。”

[152]从这些话来看，曾巩所论与苏洵也有不同处，苏洵是“忧小人”

，曾巩认为“小人”

“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