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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史家的忧患意识128（第5页）

君子不待褒而劝，不待贬而惩，然则史之所惩劝者独小人耳。

仲尼之志大，故其忧愈大。

忧愈大，故其作愈大。

是以因史修经，卒之论其效者，必曰“乱臣贼子惧”

。

由是知史与经皆忧小人而作，其义一也。

[144]

通观全篇，苏洵主要是阐述他对经与史的关系的见解，但他起首便讲到了史家之忧及忧之所在的问题。

苏洵认为，史家之忧是“忧小人”

，因为只有“小人”

才需要惩劝，而君子则无须褒贬便能自觉懂得惩劝的。

他还以祷杌是四凶之一及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为根据，来证明他的这个见解。

苏洵把史家作史的原因归结为“其有忧”

、把忧之所在归结为“忧小人”

的见解，这是过于狭隘了。

他以楚国国史《祷杌》之名为证，亦甚牵强，一则与晋之《乘》、鲁之《春秋》不相符合，二则《梼杌》也是古代传说中的神名之一。

[145]孟子说过“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146]的话，但这并不意味着史书只是用来惩劝“小人”

而与“君子”

无关。

晋国的韩宣子曾到鲁国“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

。

[147]孔子本人也读史书，所以他说“吾犹及史之阙文也”

。

[148]至于《春秋》，绝不只是给“乱臣贼子”

读的，正如司马迁所说，“为人君父”

“为人臣子”

者，都“不可以不知《春秋》”

、不可以“不通于《春秋》之义”

。

[149]从司马迁父子作史的旨趣来看，他们的境界之高、视野之广，与苏洵所论确有天壤之别。

尽管如此，苏洵提出了史家之忧的问题还是有意义的。

若考虑到他所处的时代及其所关注的时势，对他的上述见解就不会过于苛责了。

苏洵在《衡论·远虑》一文中论君臣关系和“社稷之忧”

，从另一个方面透露出了他的忧患之心。

他写道：

近世之君抗然于上，而使宰相眇然于下，上下不接，而其志不通矣。

臣视君如天之辽然而不可亲，而君亦如天之视人，泊然无爱之之心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