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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明治乱得失（第5页）

不能如此，那么撰述历史有什么用呢？

王夫之针对《资治通鉴》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记光武征平原太守伏湛为尚书，让他充分发挥善于抚循百姓的作用，后为司直，行大司徒事，“车驾每出征伐，常留镇守”

；又访求曾为密县令而善以教化治民、深得民心的卓茂，擢其为太傅，封褒德侯这两件事，[86]而发表评论说：东汉初年，承王莽之弊，“民易动而难静”

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而光武处之也，不十年而天下晏然，此必有大用存焉。

史不详其所以安辑而镇抚之者何若，则班固、荀悦徒为藻帨之文、而无意天下之略也，后起者其何征焉？”

[87]他认为，东汉初年大规模地、有效地安民的措施，是前面汉高祖、后面唐宋王朝都不曾碰到过的大事业，是“自三代而下，唯光武允冠百王”

的主要依据。

然而史家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经世之大略”

语焉不详，那后起的人又怎能窥其“得失之枢机”

呢？

值得注意的是，司马光在所记之事后也有一段评论，认为：“光武即位之初，群雄竞逐，四海鼎沸，彼摧坚陷敌之人，权略诡辩之士，方见重于世，而独能取忠厚之臣，旌循良之吏，拔于草莱之中，置诸群公之首，宜其光复旧物，享祚久长，盖由知所先务而得其本原故也。”

这里，也给予汉光武帝很高的评价。

但司马光、王夫之两人评论的角度显然不同：司马光是对这件事作历史的评价；王夫之是从这件事情中，提出了对历史撰述的更高的要求，他的评论是从史学批评方面提出来的。

历史撰述写“经世之大略”

，也有多种表述方法。

王夫之比较了小说、笔记和《资治通鉴》记唐宣宗事说：“小说载宣宗之政，琅琅乎其言之，皆治象也，温公亟取之登之于策，若有余美焉。

自知治者观之，则皆亡国之符也。

小昭而大聋，官欺而民敝，智攫而愚危，含怨不能言，而蹶兴不可制。

……至是而唐立国之元气已尽，人垂死而六脉齐张，此其候矣。”

[88]这种写法，同样可以使后人从中窥见“得失之枢机”

。

王夫之称道这种写法，因为在他看来，历史上的得与失，都是可以作为借鉴的：“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

[89]

历史的内容是多样的、丰富的，当然不限于“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

，更不仅仅局限于“治乱”

；历史的作用是广泛的、细致的，亦不只是昭示“经世之大略”

“得失之枢机”

，王夫之对《资治通鉴》的内容和教育作用就有很开阔的认识。

但是，这里所提出的朱熹、孙甫、王夫之的有关论点，毕竟是历史撰述中的重要问题，同样也是史学批评中的重要问题。

尽管不同时代的史学家和史学批评家，对所谓“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

会产生不完全相同的认识，但对这类问题的重视，古今是有相同之处的，中外也是有相通之处的。

像《贞观政要》《资治通鉴》这样的书，不仅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而且在辽、金、元时还分别被译成少数民族文字广泛流传，就是今天也还拥有众多的读者。

而《第三帝国的兴亡》《大国的兴衰》等书，则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畅销书。

这些，都可以证明，朱熹、孙甫、王夫之等所提出的问题，实为历史撰述和史学批评中的重大问题；现今的史学家、史学批评家，以及所有读史的人，是可以从中得到教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