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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明治乱得失（第4页）

，都是可以采用的。

但若“必论其至，则不若编年体正而文简也”

。

认为在揭示历代的治乱问题上，编年体还是优于纪传体的。

孙甫按照他的这些认识，根据唐代历朝实录和《旧唐书》，兼采诸家著录之“参验不差，足以传信者”

，撰成《唐史记》。

他对于旧史处理的原则是：文繁者删之，失去就者改之，意不足而有它证者补之，事之不要者去之，要而遗者增之，是非不明者正之。

[83]

孙甫的一些看法，未尽中肯。

尤其是他对《史记》的批评实为不当，相比之下，朱熹的见解要高明多了。

他对编年、纪传二体的认识，也多少存在着偏见，不如唐人皇甫湜的《编年纪传论》论述得全面。

尽管如此，他提出的“史之纪事，莫大乎治乱”

的见解，以及他撰《唐史记》过程中对旧史的处置原则，在史学批评的理论和方法上，还是有价值的。

孙甫所说的“治乱”

，包含有具体的要求，即指君令、臣行，臣谋、君纳，事情成败，治乱之由等。

观其《唐史论断》，所论亦多关治乱兴衰大事，如论置十二军、放宫人、魏徵论致治不难、唐太宗责封德彝不举贤、任用房杜等，都是唐初历史上的大事，都跟贞观之治局面的形成有很大的关系。

这反映了孙甫在史学批评和历史撰述上的一致。

欧阳修、司马光、苏轼、曾巩等名家，都对孙甫有很好的评价。

欧阳修所撰墓志说：孙甫“尤善言唐事，能详其君臣行事本末，以推见当时治乱。

每为人说，如身履其间，而听者晓然如目见。

故学者以谓阅岁读史，不如一日闻公论也”

[84]。

这又反映出孙甫在评史、撰史、说史方面的共性。

他说史能打动人，说明他对治乱有透彻的阐述。

历史撰述为什么要写出“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

？它怎样才能达到“明治乱之本”

“谨劝戒之道”

的目的？清人王夫之从史学的主要作用是“资治”

的认识出发，把这些问题阐述得更深入、更明确了。

他说：

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

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85]

王夫之认为，历史著作不因其繁而有价值，而应着重写出历史上人们“经世之大略”

，使后人可以从中窥见其“得失之枢机”

即得失之关键所在，或以为法，或以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