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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彰往而察来（第3页）

唐太宗贞观十年（636年），当史臣们撰成《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合称“五代史”

）“诣阙上之”

时，唐太宗十分高兴地对大臣们说：

朕睹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

秦始皇奢**无度，志存隐恶，焚书坑儒，用缄谈者之口。

隋炀帝虽好文儒，尤疾学者，前世史籍竟无所成，数代之事殆将泯绝。

朕意则不然，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

公辈以数年之间，勒成五代之史，深副朕怀，极可嘉尚。

[97]

这里，唐太宗批评了秦始皇、隋炀帝的文化政策，尤其是他们对史学的错误态度，表明了他自己对待史书的态度是“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

。

我们从历史上所记载的“贞观之治”

的政治局面和唐朝国力来看，再从唐玄宗时的史学家吴兢所写的《贞观政要》中所记唐太宗君臣论政的情况来看，唐太宗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他的这些话，不是虚言，亦非饰词，他是一个真正懂得了历史经验对于现实的重要性的英明君主。

唐代史家杜佑和宋代史家司马光都是位至宰相的人物，杜佑所著《通典》、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也都是史学上的不朽之作。

杜佑在《进〈通典〉表》中说：“至于往昔是非，可为来今龟镜。”

[98]这话，跟上引唐太宗的话，只是口气上稍有不同，含义是完全一致的。

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也说：“监（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

[99]这跟杜佑所说的是同一含义，只是还明确地提出了“嘉善矜恶，取是舍非”

这样的具体做法。

杜佑生活于唐中叶，目睹“安史之乱”

后唐皇朝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在漫长的60年宦途中用36年时间撰写《通典》一书，目的在于“将施有政”

。

司马光生活于积贫积弱的北宋时期，心有抱负而又与王安石政见不合，退而作史，用19年时间主编《资治通鉴》一书，目的在于希望宋神宗“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

，从学习前人的“盛德”

中认识创造“至治”

局面的途径。

杜佑和司马光所处时代的特点以及他们本人的政治命运并不相同，但他们对于历史经验教训在“当今”

（或曰“来今”

）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及其重要性，在认识上是相同的。

《通典》和《资治通鉴》在古代史学上及政治文化上所享有的盛誉，也有许多相同之处。

正因为如此，这两位史学家所提出的一些认识，也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至于往昔是非，可为来今龟镜”

，“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

，这种认识反映在撰述目的上，极大地激励着古代史家的著史热情。

中国古代史学上的“求真”

与“经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