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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史学与社会进步（第3页）

他说的“史学不敢废也”

，固然有矢志秉承家学的一面，无疑也有深明于史以载道的一面。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元代初期人们关于修撰前朝史的言论，就会发现这跟唐代初期人们关于修撰前朝史的言论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史载，元世祖即位之初，翰林学士承旨王鹗提出修撰辽、金二史的建议。

王鹗认为：“自古帝王得失兴废，班班可考者，以有史在。”

“宁可亡人之国，不可亡人之史。

若史馆不立，后世亦不知有今日。”

元世祖“甚重其言，命国史附修辽、金二史”

[2]。

元灭南宋后，又不断有修撰辽、金、宋三史的措施。

这跟唐初君臣关于修撰梁、陈、齐、周、隋“五代史”

的言论，大致相仿佛。

所不同的是，元初君臣的有关言论，把问题提得更加明确，更具有普遍的认识价值，即史学在记载历代得失兴废之故方面，不应该因任何王朝的兴废存亡而有所改变，现在的人们之所以能够认识过去和“后世”

的人们之所以还可能认识“今日”

一样，都不能没有史学。

换言之，倘若人们对历代得失兴废毫无所知，对历史进程毫无所知，人们也就不可能有促进社会进步的自觉意识。

清人龚自珍是一位极言史学与社会进步有重要关系的政论家、史论家，他一方面从历史上总结出“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

的教训[3]，另一方面又深刻地指出“欲知大道，必先为史”

的道理[4]。

龚自珍身处封建社会的末世，他从当时的种种社会弊端中认识到，由于人们不了解国情，不熟悉历史，所言或似痴人说梦，或为陈词滥调，都无益于推进社会进步。

有感于此，他著《尊史》一文，认为史官之所以受到尊重，不在于他们“职语言，司谤誉”

，而在于他们有思想、有见识；人们只有了解国情、熟知历史，才可能有思想、有见识，才可能有益于促进社会进步。

这就是他提出“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的缘故。

从胡三省说的“道”

到龚自珍说的“道”

，主要都是强调治世之道，强调史学对于人们促进社会进步所具有的重要作用。

这个道理，当然是那些“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的人们所无法理解的，更是那些蔑视历史知识、毫无历史见解和历史远见的人所无法理解的。

史学与社会进步的关系反映在许多方面，其中以政治、文化、教育三个方面最为突出，最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