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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史学与政治决策（第3页）

从这里列举出的一些事例，可以看出文帝时期的政治特点。

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用了“海内殷富”

这四个字，反映出这个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已完全摆脱了汉初那种“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

的贫困局面。

这是自西汉建立至文帝时40余年中的根本性变化。

从惠帝、吕后时期的“无为”

到文帝时期的“以德化民”

，这也是基本国策的一脉相承。

可见，汉初社会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确与这一基本国策的正确制订和长期延续有极大的关系。

我们还应当看到，这一国策的延续性在大臣中的反映。

史载，曹参代萧何为相，不理事，遭到惠帝斥责，曹参解释说：“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

[11]惠帝认为曹参说得对。

曹参是刘邦旧臣，对刘邦和萧何的政治举措自然了解至深。

从刘邦的“承敝易变”

、萧何的“顺流与之更始”

，到惠帝、吕后的“无为”

和曹参的“遵而勿失”

，这正是秦汉之际封建王朝政策转换中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是“易变”

和稳定的统一。

汉初统治者的成功之处，是他们比较恰当地把握住了这一政策转换中的两个不同的环节；而司马迁的高明之处，是他完全洞察了这种“变”

与不变的政治举措对当时社会生活的重要性，故而能对它们进行深刻而生动的总结。

然而，司马迁的这一总结并不限于此，他还引用当时的民谣来说明上述国策的连续性在民间的反映：“萧何为法，顜若划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

载其清净，民以宁一。”

又说：“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

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民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

[12]这是从历史的高度来看待当时的民谣和评价曹参的思想与做法，是历史经验的形象的表示和理论的概括之统一。

以上这些，说明司马迁是从秦的酷法役民到汉的“清净”

“无为”

“与民休息”

这一政策的变化，来总结汉初统治者是如何巩臣统治、发展社会经济的。

不论是处置封国问题，还是解决民族矛盾问题，汉初统治者都没有改变“与民休息”

的基本国策，这就证明汉初统治者是真正总结了秦亡的教训。

在这方面，陆贾及其所著《新语》起了重要的作用。

唐朝继隋而起，就像汉朝承秦而兴一样，隋唐王朝是秦汉王朝之后又一次两个蝉联的统一政权，其中得失存亡之故，颇有相似之处。

唐初史家从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中，提出了对现实政治极有参考价值的认识。

贞观十年成书的《隋书》，在这方面是有代表性的；魏徵撰写的《隋书》史论，是这些认识中最有见地的。

《隋书》总结出来的历史经验很多，大要说来，一是关于得失存亡之辨，二是教化和用人。

隋何以亡，唐何以兴？这个问题犹如西汉初年陆贾撰《新语》一样，是《隋书》要回答的根本问题。

“隋之得失存亡，大较与秦相类：始皇并吞六国，高祖统一九州；二世虐用威刑，炀帝肆行猜毒，皆祸起于群盗（？），而身殒于匹夫。

原始要终，若合符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