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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史学与政治决策（第4页）

[13]。

这是《隋书》对隋朝历史经验教训的最重要的概括。

对于这个问题认识，《隋书》史论首先是从变化的观点来分析的，认为隋朝“衰怠”

“乱亡”

的原因“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

[14]，它起于文帝而“成于炀帝”

。

《隋书》史论分析了隋亡“成于炀帝”

的种种政治原因，指出：炀帝统治时，“骄怒之兵屡动，土木之功不息，频出朔方，三驾辽左，旌旗万里，征税百端，猾吏侵渔，人不堪命。

乃急令暴条以扰之，严刑峻法以临之，甲兵威武以董之，自是海内骚然，无聊生矣”

[15]。

这些认识，是接触到隋朝灭亡的一些根本问题了。

其次，《隋书》史论分析了文帝、炀帝在政治举措上出发点的不同，阐述了“高祖之所由兴，而炀帝之所以灭”

的原因[16]，指出：隋文帝在统一南北的战争中，对人民的“动”

是为了使其“安”

，对人民的“劳”

是为了使其“逸”

，故能以致兴；而隋炀帝“肆其**放，虐用其民，视亿兆如草芥，顾群臣如寇仇”

，故必然致亡。

这是说到了人心的向背，决定了隋朝的兴亡。

魏徵的这个认识是带有一贯性的，他曾多次引用《荀子·王制》篇上的话劝告唐太宗：“君，舟也；民，水也。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17]后来唐太宗本人也用这话诲谕太子[18]。

这在唐初统治者中，无疑是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

最后，《隋书》史论还从财政、劳役、兵役等一些具体政策上总结了隋朝兴亡的历史经验教训，认识到“取之以道，用之有节，故能养百官之政，勖战士之功，救天灾，服方外，治国安人之大经也”

的道理，以及对待人民“不夺其时，不穷其力，轻其征，薄其赋”

的必要性[19]。

这些见解，从阶级实质来看，是为了巩固唐王朝的统治而提出来的；从历史观点来看，是比较明确地认识到社会生产的发展与破坏，对于政权的兴盛与衰亡有直接的关系。

唐初统治集团注重制定发展社会生产、稳定社会秩序的各种措施，其思想基础就在于此。

唐初实行“偃武修文”

的“教化”

之政的重大决策，是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才制定下来的。

唐太宗即位之初，“尝与群臣语及教化”

。

他说：“今承大乱之后，恐斯民未易化也。”

魏徵不赞同这种看法，认为：“久安之民骄佚，骄佚则难教；经乱之民愁苦，愁苦则易化，譬犹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也。”

唐太宗认为魏徵说得很对。

大臣封德彝反对魏徵的意见，他说：“三代以还，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盖欲化而不能，岂能之而不欲邪？魏徵书生，未识时务，若信其虚论，必败国家。”

魏徵反驳说：“若谓古人淳朴，渐至浇讹，则至于今日，当悉化为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