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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史学与政治决策（第7页）

[26]，在历史编纂上对南北关系和民族关系作比较合理的处置。

他的这个主张，后来由李延寿撰成《南史》《北史》而得以实现。

唐高祖时，初议修前朝诸史，对于汉族统治者和鲜卑族统治者建立的王朝，是作同样看待的。

唐修《晋书》，对西晋江统的《徙戎论》并不赞赏，指出：“‘徙戎’之论，实乃经国远图。

然运距中衰，陵替有渐，假其言见用，恐速祸招怨，无救于将颠也。”

[27]这实际上是不同意把西晋的灭亡归咎于“戎狄”

的说法。

《晋书·载记》记十六国事，对各族仍不免有微词，但也并非一概骂倒，有的甚至给予很高的评价。

刘知幾《史通·称谓》篇也指出：“戎羯称制，各有国家，实同王者。”

他批评晋人“党附君亲，嫉彼乱华，比诸群盗”

，是“苟徇私忿，忘夫至公”

。

这些，都反映了史家们力图从历史事实上严肃地看待各民族历史的态度和思想。

在这方面，大史学家杜佑在《通典·边防》序中所阐述的思想，具有更高一层的理论价值。

他从两个方面说明了华夏跟夷狄的关系。

一是华夏、夷狄本无根本的区别，夷狄的“鄙风弊俗”

，华夏原先也是有的，即所谓“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

。

二是华夏、夷狄所处地理环境的不同，以致前者“随时拯弊”

，后者“莫革旧风”

，才出现了发展程度上的种种差别。

这两点反映出史家的历史进化思想，以及当时所达到的最为正确的民族理论。

杜佑仅仅从地理环境的因素来解释华夏、夷狄在发展上出现的差别，显然是不全面的。

但他的这个理论上的认识，对于江统《徙戎论》所散布的戎狄“性气贪婪，凶悍不仁”

的种种偏见，是有力的批驳，是历史思想上的重大进步。

唐代史家关于民族和民族关系的这些认识，是隋唐时期思想领域中“天下大同”

、“天下一家”

观念在历史理论上的具体反映，它同当时的统一政治局面有关，又进而影响着这一政治局面的发展。

对于唐初多民族相聚的局面，唐高祖很自豪地说：“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

唐太宗晚年总结政治经验，把“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

[28]，看作是一条重要的成功经验。

这实际上也是唐初的一项基本国策，而它的思想基础是不能脱离当时史家提出的关于民族和民族关系的认识的。

中唐时期的不少文武重臣如郭子仪、杜佑、李德裕等，也都是这项基本国策的执行者和解释者，在政治活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唐代史学对于重大政治决策所起的作用，有的是直接的、明显的，有的是间接的、不明显的，都显示出史学对于政治的不可忽视的反作用，成为促进历史进步的一种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