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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史学与良史之忧（第4页）

他的这种经历，使他有可能写出《法国志略》《普法战纪》《扶桑游记》《漫游随录》等多种著作。

其中《法国志略》是最重要的。

《法国志略》初为14卷，后重订增为24卷，它以纪事本末体、编年体、典制体相结合，记述了法国的历史、地理、现状，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在当时取得的进步，也反映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点和社会理想。

王韬在重订本序言中写道：“方今泰西诸国，智术日开，穷理尽性，务以富强其国；而我民人固陋自安，曾不知天壤间有瑰伟绝特之事，则人何以自奋，国何以自立哉！”

这些话，表明了作者的世界眼光和对于国家、民族前途的忧虑。

他在游历英国伦敦时赋诗云：“尚戴头颅思报国，犹余肝胆肯输人？”

“异国山川同日月，中原天地正风尘！”

[71]这也反映出他的忧患意识。

黄遵宪曾在日本、美国等国担任清朝的外交使臣，他撰写的《日本国志》40卷，以史志的体例写成，分为12目：国统、邻交、天文、地理、职官、食货、兵、刑法、学术、礼俗、物产、工艺。

作者的《自叙》说：“日本士大夫类能读中国之书，考中国之事；而中国士大夫好谈古义，足以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无论泰西，即日本与我仅隔一衣带水，击柝相闻，朝发可以夕至，亦视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

他说他撰《日本国志》，初意在于“网罗旧闻，参考新政”

，而后“及阅历日深，闻见日拓，颇悉穷变通久之理，及信其政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树立”

[72]。

作者通过写日本国的历史，目的是对比中日的现实，一方面表明他对于国事的忧虑，另一方面也为中国的维新呐喊。

从鸦片战争以后到五四运动以前，大凡有识之士都具有一种忧患意识。

在史学家中，这种有识之士是很多的，这里所讲到的张穆、何秋涛、姚莹和魏源、王韬、黄遵宪等，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古代史家与近代史家的忧患意识有很多共同之处，如对于国势的盛衰、社会的治乱、民生的忧乐等，都深寄关切之情。

但由于历史的巨大变动，时代条件有了新的因素，他们的忧患意识也显示出时代的特点而有所不同：古代史家的忧患意识，其核心问题大致是关系到王朝的盛衰治乱；近代史家的忧患意识，其核心问题主要是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强弱存亡。

前者是王朝意识占主导地位，后者是国家、民族意识占主导地位；前者主要是从中国历史来看待问题，后者则开始用世界眼光来看待问题。

当然，两者之间也不是截然划分的，在王朝意识当中包含着对于社会的关注；而国家、民族意识的确立，也有一个逐步摆脱王朝意识的过程。

同样，世界眼光的扩大，也有一个从古代到近代的发展过程。

这种情况，都是由历史条件所决定的，都应当做历史主义地看待和评价，才能揭示其合理的内核和优良的传统。

早在鸦片战争前夕，著名的史论家、政论家、文章家和诗人龚自珍，深沉地感到社会的变动和读史的重要，因而有“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

[73]的宏论。

他结合当时的世风大声地呼吁：“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

[74]在龚自珍看来，史学遗产，“良史之忧”

，跟现实生活、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有极大的关系，是“智者"所必须重视的。

他说的“智者”

，是指那些有紧迫时代感的人，同时也是具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和深刻的历史见解的人。

“以良史之忧忧天下”

，这反映了龚自珍的很高的精神境界和突出的时代意识，也说明了史学对于现实和未来的重要。

通观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的发展，我们是否可以从中总结出这样一个认识：史学家所起的社会作用之一，是架设了一座把过去、现在、未来连接起来的思想“桥梁”

。

史学家以其职业的责任与追求的执着，立足现实，回眸过去，瞻望未来，在总结历史上美好事物的同时，憧憬着灿烂的未来，因而对于现实总觉得肩负着某种神圣的义务和责任，于是产生出一种独特的忧患意识。

一般说来，“良史之忧”

所忧之处，往往都是社会历史发展中的紧要问题；倘若这种“良史之忧”

能够引起社会的重视，促使人们在认识上和思想上的提高，并最终转化为社会实践的具体步骤，那么这种“良史之忧”

就成了社会进步潮流中的一股浪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