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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史学与良史之忧（第3页）

明清之际的几位著名史学家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都具有鲜明的历史批判精神和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而忧患意识也是他们共同的特点。

顾炎武在崇祯年间撰《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二书，就是出于“感四国之多虑，耻经生之寡术”

而作的[66]。

《天下郡国利病书》备言地理条件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也讲到朝廷、官府的赋税之重和民生的艰难，其忧心忡忡，渗透于字里行间。

史学家的忧患意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不是一时的**迸发和慷慨陈词，而是建立在对史事的严肃审视与深沉思考基础上为现实和未来提供的种种借鉴，是历史认识和现实判断的思想结晶。

这种忧患意识深深地寓于对历史的描述和评论之中，是历史感与时代感的统一。

因有这样的特点，所以史学家所付出的是十几年、几十年以至毕生的心血。

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之精力，尽于此书。”

李焘用40年时间撰成《续资治通鉴长编》，后人称赞他是“平生生死文字间”

[67]。

像这样的史学家，在中国史学史上还有许多。

由此可见，史学家的忧患意识，深邃而辽远。

1840年爆发了鸦片战争，从此中国社会开始经历一个极大的变化，中国史学也逐步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

这个时期的史学家的忧患意识，更加强烈，更加鲜明，这就是御侮自卫、救亡图强。

关于边疆史地研究和关于外国史地研究，从两个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的方面，突出地反映了史学家的忧患意识。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史家关于边疆史地的研究与关于外国史地的研究大致是同步发展的，这都是当时的历史环境所促成的。

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时，主持翻译英人慕瑞所著的《世界地理大全》，定名为《四洲志》。

此书简略地介绍了30多个国家的地理、历史，有开启风气的作用。

此后，魏源写出了《海国图志》，王韬写出了《普法战纪》《法国志略》，黄遵宪写出了《日本国志》等外国史地著作。

这些书，在当时的中国，尤其在当时的日本，有重大的影响。

它们标志着中国史家的外国史撰述开始走向世界的历程。

魏源曾撰名为《道光洋艘征抚记》的长文，它同稍后夏燮所著《中西纪事》一书，都有广泛的流传和影响。

他撰写的《海国图志》100卷，以《四洲志》为基础，博采中外文献，尤其是最新的西人论著、图说，编撰成为一部系统的世界史地及现状的著作。

魏源在叙中指出此书同以往“海图之书”

的区别是：“彼皆以中土人谈西洋，此则以西洋人谈西洋也。”

这是中国历史撰述上的一大变化。

他还强调撰写此书的目的，是“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

《海国图志》的主旨在于“御侮”

，故开卷就是“筹海”

之议：议守、议战、议款。

作者指出：“不能守，何以战？不能守，何以款？”

这是把中国作为世界的一部分来看待中国生存的环境，跟以往史书主要讲王朝的兴亡盛衰大相迥异，是史家具有了世界眼光后而产生的一种新的忧患意识。

王韬长期旅居香港，并游历英、法、俄、日等国，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思想。

他晚年自谓“逍遥海外作鹏游，足遍东西历数洲”

[70]。

在清代末叶，他的确是一个罕见的“曾经沧海，遍览西学”

的中国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