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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史学与文化发展（第2页）

既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又作为文化演进的记录或载体，这是否可以看作是史学的双重文化品格。

作为文化的一个部分，史学具有开辟的作用。

不论是文化史还是文化学的研究者，都注意到中国古代的“巫”

与“史”

在早期文化萌生中的作用，或统称为“巫史文化”

，或分别称之为“巫官文化”

“史官文化”

。

巫、史所司，原无明显界限，随着历史的发展和进步，巫的地位日渐下降，史的地位不断提高。

巫术文化与史学文化也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这种史官文化或史学文化的发展，到西周末年和春秋时期出现了“国史”

，春秋末年和战国时期出现了第一批私人历史撰述，而到西汉前期司马迁提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的宏旨，表明它在文化领域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了。

从《史记》《汉书》问世后，到《隋书·经籍志》把史书列为一大部类，进一步表明了它的这种发展势头。

历史著作作为史学的社会表现形态，具有记录、综合人类文化创造、积累和发展的职能；从文化学的观点来看，它也反映了文化自我表现的属性。

如果说《春秋》《左传》《国语》等书较多地记载了春秋时期人们在政治、军事、祭祀、伦理、礼法、风俗、民族等方面的活动和观念的话；那么《史记》《汉书》这种纪传体（综合体）史书所记载的，则包含了前人在历史创造或文化创造中更多方面的活动和观念了，即今天所说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都有不同程度的记载。

从文化的视角来看，《史记》《汉书》有两个了不起的创造。

第一，是《史记》八书和《汉书》十志所包括的历史内容或文化内涵的丰富；第二，是《史记》《汉书》真正把“人”

放到了历史活动或文化创造的主要位置之上。

以上事实表明，史学作为文化的一部分，或者作为文化演进的载体，不仅具有开辟的作用，而且具有能动的创造作用。

在传统史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中，儒家思想对传统史学的影响是最重要的一层关系。

这种影响最深层的文化含义是对“人”

的重视，其他方面的影响大多由此派生出来。

——重视“人”

，是儒家思想的核心。

有的研究者认为，早期儒学即是“人学”

，是“关于人和人之间关系的学说”

[1]，可谓卓见。

有的研究者把《论语·述而》所记“子不语怪力乱神”

作为“巫官文化”

与“史官文化”

划分的标记，[2]这是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儒家思想对人事的重视。

司马迁说：“《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