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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史学与文化发展（第4页）

[10]的诗句。

可见，“信史”

已不只是柳虬、刘知幾、吴兢等史家固有的观念了，它具有广泛的社会价值观念的内涵。

——孔孟都认为，史学跟现实社会是有密切关系的。

孔子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11]他认为把社会历史的重要情况记载下来，比一般性的议论对人们更有用。

孟子把孔子作《春秋》的目的讲得更清楚，他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孔子惧，作《春秋》。”

[12]司马迁认为：“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13]这里贯穿着一个共同的认识，即史学与社会的关系。

而这种关系又是一种辩证的关系，如孟子一方面指出“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

，一方面又指出“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就说明了这种辩证关系，尽管他本人并没有达到这样的自觉认识。

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国传统史学历来有经世致用的传统。

刘知幾、杜佑、王夫之、顾炎武、龚自珍等，都从理论上阐述了史学经世的必要。

“引古筹今，亦吾儒经世之用”

，[14]这句话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史家终不忘经世致用的信念。

——儒家重人，因而也重教化。

孔子的社会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庶而富之，富而教之[15]。

孟子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16]，视为“君子三乐”

之一。

按照孟子和司马迁的认识，《春秋》的作用本在于教化。

司马迁说“《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

，“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

，“是非”

“礼义”

是陶冶人、教育人的基本内容。

但“《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

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

，所以这种教育人的作用又是十分广泛的。

古代史家重视史学的教育作用，强调“彰善瘅恶，以树风声”

[17]“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