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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史学与大众文化（第3页）

子胥得王之剑，报诸百官等：“我死之后，割取我头，悬安城东门上，我当看越军来伐吴国者哉。”

[52]

这一段俗讲，在太宰嚭之佞，伍子胥之直，吴王夫差之昏，以及伍子胥之死等方面，都是忠实于史书所记的。

在此基础上，它吸收了民间传说，把“解梦”

这一为大众所关注的事情用来代替伍子胥与太宰豁在政见上的分歧，并用伍子胥“直词解梦”

来突出他的正直。

《史记·伍子胥列传》记伍子胥逃亡途中，有“窘于江上，道乞食”

共70余字的叙述，《伍子胥变文》则铺叙为数千字的有说有唱，其中尤其是有关打纱女之情、渔人之义，极尽委婉、苍凉、真诚之词，令人感动。

像这些地方，变文就更多地采入了民间传说，并经话本中编写者的加工，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

《敦煌变文集》的前三卷中，其他如《汉将王陵变》《捉季布传文一卷》《李陵变文》《韩擒虎话本》等，也都同《伍子胥变文》一样，与有关正史的传记有密切的关联。

历史题材成为俗讲创作的一个重要内容；这种俗讲既有史实为依据，又有文学的创作，是史学与文学结合的产物。

在这一点上，它与宋元话本中的讲史不仅有相似之处，而且有源与流的关系。

宋元话本，是说话人的本子。

事实上，不论是说话人，还是话本，在唐代都已经出现了。

有件很有兴味的事情可作明证：安史之乱中，在官军恢复长安后，唐玄宗从四川回到长安，虽是做着太上皇，但政治上的失落感却使他异常抑郁。

史载：“太上皇移仗西内安置。

……每日上皇与高公亲看扫除庭院，芟薙草木。

或讲经，论议，转变，说话，虽不近文律，终冀悦圣情。”

[55]说话和转变（说唱变文）并列，足见说话已很流行。

至于话本，上面说到的《韩擒虎话本》，有人也认为就是唐代的话本。

话本与变文之间的联系，还可以有一些其他的证明，这是一个很突出的例子。

从史学对通俗文学的影响来看，话本与变文中都有关于历史题材的内容，这是它们相同的地方，但话本中历史题材的内容更丰富了，以至于有“讲史”

（或称“演史”

）的专称，这是它们不同的地方，说明了史学影响通俗文学趋势的加强。

北宋京城中，以讲史著称的有孙宽、孙十五、曾无党、高恕、李孝详；也有以专讲一部话本出名的，如霍四究说《三分》（即《三国志》）、尹常卖说《五代史》。

[56]苏轼《东坡志林》卷1记当时“说三国”

的影响极为生动，他写道：“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听古话。

至说三国者，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

[57]可见关于三国的讲史，已真正深入到大众之中了。

南宋时，讲史又有新发展，有人记载当时临安（今杭州）的讲史盛况说：

讲史书者，谓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有戴书生、周进士、张小娘子、宋小娘子、邱机山、徐宣教。

又有王六大夫，元（原）系御前供话，为幕士请给，讲诸史俱通，于咸淳年间，敷演《复华篇》及《中兴名将传》，听者纷纷，盖讲得字真不俗，记问渊源甚广耳。

[58]

在这段文字中，有几点是很值得注意的。

第一，是讲史的范围扩大了，甚至带有一定的系统性，其取材多据《资治通鉴》，汉、唐史书，同时出现了像王六大夫这样“讲诸史俱通”

的名家。

第二，《资治通鉴》成书于北宋，南宋时即为说话人所采用，说明它的社会影响是很大的；过去有一种说法，认为《资治通鉴》部帙太大，不能广泛流传，显然是不完全符合事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