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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史学与大众文化（第9页）

例如，卷1《天文》一开始就写道：“混沌初开，乾坤始奠。

气之轻清上浮者为天，气之重浊下凝者为地。

日月、五星，谓之七政；天地与人，谓之三才。”

同卷《地舆》写得更有趣味：“黄帝画野，始分都邑；夏禹治水，初奠山川。

宇宙之江山不改，古今之称谓各殊。

北京原属幽燕，金台是其异号；南京原为建业，金陵又是别名。

浙江是武林之区，原为越国；江西是豫章之地，又曰吴皋。

……”

这既讲了一些具体的掌故，又包含了地理沿革的知识。

其他各卷，亦多类此。

这是《幼学琼林》作为蒙学读本的一大特点。

此外，它也有一些内容是取材于纪传体史书的纪、传的。

如同卷《文臣》说：“萧、曹相汉高，曾为刀笔吏；汲黯相汉武，真是社稷臣。”

“李善感直言不讳，竟称‘凤鸣朝阳’；汉张纲弹劾无私，直斥豺狼当道。”

又如同卷《武职》写道：“韩、柳、欧、苏，固文人之最著；起、翦、颇、牧，乃武将之多奇。

范仲淹胸中具数万甲兵，楚项羽江东有八千子弟。

孙膑、吴起，将略堪夸；穰苴、尉缭，兵机莫测。

姜太公有六韬，黄石公有三略。

韩信将兵，多多益善；毛遂讥众，碌碌无奇。

……”

这些都是讲历史人物的才干、品质及其在历史上的作为和影响。

史学对于蒙学读本发展的推动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当然，蒙学读本中所讲到的历史，有的是属于先民的传说；所做的历史评价，有的并不是很妥当的；所反映的历史观点，有的即使在当时也不是进步的观点。

对于这些，似不必用对于历史著作的要求去要求它们。

事物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

我们在看到史学对蒙学读本发展的积极影响的时候，也应该注意到蒙学读本在普及历史知识方面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章太炎在《重订三经》序文中指出：“余观今学校诸生，几并《五经》题名、历朝次第而不能举，而大学生有不知周公者，乃欲其通经义、知史法，其犹使眇者视、跛者履也欤！

今欲重理旧学，使人人诵《诗》、《书》，窥纪传，吾之力有弗能已。

若所以诏小子者，则今之教科书，固弗如《三字经》远甚也。”

尽管这些话是65年前讲的，但它对于我们认识蒙学读本在普及历史知识方面的积极作用，毕竟是有启发的；而普及历史知识本身，也是大众文化所需要的。

史学的天地很广阔，大众文化的天地也很广阔，史学和大众文化的结合也必有广阔的天地。

今天的史学，今天的大众文化，需要人们用新的眼光、新的高度来思考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促进它们的结合，这将是大有可为的。

[1]见张岂之主编：《中国儒学思想史》，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6页。

[2]见陈伯海：《中国文化之路》，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66页。

[3]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97页。

[4]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97页。

[5]《论语》第一《学而》，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