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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蓄德与明道（第2页）

[32]裴松之说的“智周”

“鉴远”

是从治理政治上说的，但他认为要达到“万理自宾”

“物无遗照”

这样一个和谐的政治局面，还在人君的“体备之量”

和“畜德之厚”

，即在于“智周”

和“鉴远”

。

因此，“好察迩言”

和“多识往行”

就是十分重要的了。

裴松之这位史学家是用了形式逻辑的方法来论证“多识往行”

对于“畜德”

的重要，“畜德”

对于“鉴远”

的重要，“鉴远”

对于致治的重要。

这些话，可以看作是从史学的角度注释了“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解释了《易·系辞下》关于“德”

的说明。

因此，裴松之认为，史学的作用是“总括前踪，贻诲来世”

，而其重要的环节便是史学对于“蓄德”

的不可缺少。

清代史学理论家章学诚“以圆神、方智定史学之两大宗门”

[33]，在阐述这“两大宗门”

的特点时，进一步揭示了史学与“德”

的关系。

他根据《易·系辞上》中的有关说法，对史学做出独到的解释，指出：

《易》曰：“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智。”

闲尝窃取其义以概古今载籍：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也。

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

：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

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抉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

[34]

所谓“撰述”

“记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