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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蓄德与明道（第3页）

，就是章学诚对史学“两大宗门”

的划分；所谓“体有一定”

“例不拘常”

，是“两大宗门”

在体例上即表现形式上的区别；所谓“藏往似智”

“知来拟神”

，是“两大宗门”

在旨趣上的不同。

至于所谓“其德为方”

“其德为圆”

，则是对“两大宗门”

的特点和作用的概括。

这里，我们不来讨论有关史书体例问题，还是回到史学与“蓄德”

的关系这个问题上来。

根据章学诚的论述，可以认为，史学中所包含的“德”

有两大类：一类是“藏往欲其赅备无遗”

，“其德为方”

；另一类是“知来欲其抉择去取”

，“其德为圆”

。

前者重在掌握历史知识，后者重在指示未来变化，这就叫作“智以藏往，神以知来”

。

如此看来，史学对于“蓄德”

确乎是十分重要的。

读史可以蓄德，读史又可以明道。

司马迁写《史记》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考察、揭示历史上的“成败兴坏之理”

[35]。

后来，杜佑《通典》讲“事理”

，柳宗元《封建论》讲“势”

，直到王夫之提出“顺必然之势者，理也”

[36]，反映了古人从历史中探讨、认识社会发展趋势的思想历程。

元代史家胡三省在讲到史学的社会作用时，不赞成只有“经”

是“载道”

的、“史”

不过“记事"而已的说法，他认为“道”

包含在“事”

当中，通过史书所记史事反映出来的得失成败，可以认识到“道”

是始终在发挥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