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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蓄德与明道（第7页）

，他还是中国史学上第一个比较系统地考察了社会经济生活变化的史家，并且得到了大致相同的理论认识。

《史记·货殖列传》略述“《诗》《书》所述虞夏以来”

人们的经济活动，认为：

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

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

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

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41]

这里讲到了社会分工和若干经济现象，认为这不仅符合于“道”

，也是一个自然发展过程的明证。

可见司马迁所探究的“道”

“理”

，本质上是在努力揭示事物本身发展的客观法则。

《史记·平准书》描述了汉初至汉武帝时70年间社会经济面貌的巨大变化，即从凋敝到富庶的发展。

接着，司马迁写道：“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

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

物盛而衰，固其变也。”

他在本卷后论中又结合唐虞、殷周以来的历史说：“事变多故而亦反是。

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始终之变也。”

又说：“无异故云，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42]对于汉代社会经济的巨大发展和财富的积累而产生的新的社会矛盾，司马迁并不感到惊讶，他以一个严肃的史学家品质如实地记载了这个变化，并以深邃的眼光看到了这种变化的社会历史原因，认为“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始终之变”

，是一种必然的现象，而促成这种变化的动因是“事势之流，相激使然”

，即世事、时势发展的趋势相互影响的结果。

司马迁从社会历史的经济生活中总结出来的这些认识，丰富和深化了先秦时期的变易观点，不论是从唯物的方面看，还是从辩证的方面看，都达到了很高的理论认识层次。

由于司马迁对历史进程有一个总体上的把握和理论上的认识，所以他在评论历史人物的功过得失时，总是要顾及他们所处的“时”

与“势”

，从而做出恰当的说明。

司马迁对叔孙通的为人评价不高，但还是肯定他“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

[43]。

他评价公孙弘是“行义虽修，然亦遇时”

[44]。

他评论战国贵族养士之风说：“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矣。

近世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已。

比如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势激也。”

[45]所谓“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

，也还是借助于当时的形势。

司马迁对于历史进程和人物活动中“理”

“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