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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蓄德与明道（第8页）

“时”

“势”

的探究和说明，对后来史学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在他之后的史家，有不少人在这些方面的探讨上做出了成绩，并对司马迁提出的理论有所发展。

例如，《隋书》史论在论李圆通、来护儿等人在隋的统一战争中的功绩时说，他们“皆一时之壮士，困于贫贱。

当其郁抑未遇，亦安知其有鸿鹄之志哉！

终能振拔污泥之中，腾跃风云之上，符马革之愿，快生平之心，非遇其时，焉能至于此也！”

[46]这是明确地指出了时势对于历史人物的建功立业是多么重要。

杜佑论兵，自五帝迄于当时，他针对藩镇割据势力说：“是故地逼则势疑，力侔则乱起，事理不得不然也。”

他又针对西汉同姓封国的兴衰，指出：“语曰‘朝为伊、周，夕成桀、跖’，形势驱之而至此矣。”

[47]杜佑从军事方面分析了历史上封国和藩镇跟朝廷不可能长久相安的必然性，其间复杂斗争，种种变故，都是“事理不得不然也”

“形势驱之而至此”

。

这里说的“事理”

“形势”

，也是指事物发展中的法则和恒情。

在这个问题上，柳宗元的《封建论》着眼于考察以往的全部历史，用以证明古代分封制的出现，“非圣人意也，势也”

，从而揭示出历史发展中存在着一种不是人的意志所能左右的客观趋势。

柳宗元从人类初始阶段的物质生产为起点，来分析这种客观趋势的产生和发展本是一个自然发展过程，因此他说的“势”

具有超出对分封制、郡县制孰优孰劣论难的意义，可以扩大为用以观察历史进程的一种理论模式。

宋人范祖禹、苏轼对“时”

也都提出了自己的认识，并以此论证郡县制产生的合理性。

范祖禹引用《礼记·礼器》说的“礼，时为大，顺次之”

的话，进而阐发道：“三代封国，后世郡县，时也”

，“古之法不可用于今，犹今之法不可用于古也”

[48]。

范祖禹用自然之“时”

来比附历史进程之“时”

，远不如柳宗元论“势”

在理论上来得坚实；但他认为人不能违背“时”

来制定或推行某种制度，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苏轼对于人与“时”

的关系，讲得很机智，他认为；“圣人不能为时，亦不失时。

时非圣人所能为也，能不失时而已。”

基于这一认识，他认为秦置郡县是“理固宜然，如冬裘夏葛，时之所宜，非人之私智独见也，所谓不失时者”

[49]。

苏轼强调了“时”

是不能由人创造出来的客观存在，而人的高明处在于“不失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