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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史学发展的几种趋势1（第2页）

秦汉以下，史学家对于史学跟政治的关系的认识有了很大的发展，认为史学对于政治的作用不只是在于对一人一事之得失上的借鉴，而是要以史学来反映一个时代的发展和变化。

这从司马谈临死之前对司马迁的告诫中看得很清楚。

司马谈的临终嘱咐是：

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

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

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

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4]

在司马谈看来，周公和孔子之所以为人们所称颂与效法，是因为他们用种种方式反映出了时代的面貌，而他自己身为太史却又没有做到这一点，“废天下之史文”

，所以感到十分惶恐。

这一方面表明史学家对于史职有一种崇高的神圣感；另一方面也表明在史学家看来，史学跟政治的关系实在是太密切了。

在政治家眼里，政治跟史学之间的关系也是很重要的。

中唐以前的政治家对此有较深的认识和较多的言论的，当首推唐太宗。

他曾赐给大臣李大亮一部荀悦著的《汉纪》，说它“论议深博，极为治之体，尽君臣之义”

，希望李大亮“公事之闲”

，“宜加寻阅”

[5]。

贞观十年（636年），当史臣们按照他的旨意撰成梁、陈、齐、周、隋“五代史”

时，他对史臣们说：“朕睹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

；“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

[6]。

唐太宗为封建社会里的一代英主，他的政治统治之所以获得成功，跟他重视史学的政治作用，注意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自有一定关系，所以他有更多的感受和更深的认识。

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唐太宗问群臣：“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

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过之，自不谕其故，诸公各率意以实言之。”

这里提出的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问题。

群臣都说：“陛下功德如天地，万物不得而名言。”

对于这种把自己神化的说法，唐太宗是不赞成的，他说：“不然！

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

[7]于是他历数了他成功的五个原因。

这说明，唐太宗对于史学的重视并非说说而已。

因此，他说的这句名言，无疑是出自内心的一种看法：“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

[8]

要之，中唐以前，人们对于史学和政治的关系是有相当深刻的认识的。

但是，在中唐以前的史学家中，还不曾出现这样的情况：由史学家自己宣称，他写的史书将直接应用于政治统治。

这种情况，在中唐时期是切切实实地出现了。

大史学家杜佑郑重表明：“佑少尝读书，而性且蒙固，不达术数之艺，不好章句之学。

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

[9]这几句话，在中国史学史上是很有分量的，因为这是中国古代史学家第一次由本人宣布，其著述将直接用来为政治服务。

前代史家所谓“藏之名山，传之其人”

[10]，“此书行，故应有赏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