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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史学发展的几种趋势1（第3页）

[11]等种种含蓄的说法，已经发展为一种明确的“史学宣言”

了。

杜佑的这一撰述宗旨，颇为同时代人所重视，所推崇。

李翰认为：

今《通典》之作，昭昭乎其警学者之群迷欤！

以为君子致用在乎经邦，经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师古，师古在乎随时。

必参古今之宜，穷终始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终可以行于今。

问而辨之，端如贯珠，举而行之，审如中鹄。

[12]

李翰在这里说的“致用”

“经邦”

“立事”

“师古”

“随时”

等，要紧的是“致用”

和“随时”

。

“致用”

是强调史学的实践性，即为社会所用。

“随时”

是要求这种“致用”

应从实际出发，不是泥古不化，生搬硬套。

总之，研究历史，应是“始可以度其古，终可以行于今”

。

李翰的这些说法，不独中肯地概括了《通典》的旨趣，而且也反映了他跟杜佑在思想上的相通之处。

此外，曾与杜佑长期共事的权德舆认为：《通典》一书“诞章闳议，错综古今，经代（世）立言之旨备焉”

[13]。

权德舆是政治家，他的评论，自有一定的分量。

后人评论《通典》，说它是“有用之实学”

[14]“经国之良模”

[15]，也都是着意于杜佑的经世致用思想。

杜佑的撰述宗旨和《通典》的内容，的确无愧于这些评价。

在中国学术史上，明清之际出现了一批主张经世致用的学者。

许多论者认为，这是中国经世致用之学的开端，这个说法是可以讨论的。

从以上的论述中，至少可以认为，杜佑《通典》实为中国经世史学的滥觞。

若此说尚可成立，则应对中国经世致用之学的发展作重新估价。

值得注意的是，中唐时期，经世思想的产生不限于史学领域。

如政治家、地理学家李吉甫指出：

古今言地理者凡数十家，尚古远者或搜古而略今，采谣俗者多传疑而失实，饰州邦而叙人物，因丘墓而征鬼神，流于异端，莫切根要。

至于丘壤山川，攻守利害，本于地理者，皆略而不书，将何以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势胜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