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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史学发展的几种趋势1（第8页）

有位刘秀才致书韩愈，希望他在历史撰述方面作出贡献，并对前代优秀史家吴兢等给予称赞。

韩愈复书刘秀才，谈到他对史学工作的一些看法。

其要点是：“凡史氏褒贬大法，《春秋》已备之矣。

后之作者，在据事迹实录，则善恶自见。

然此尚非浅陋、偷惰者所能就，况褒贬耶？”

他举孔子、左丘明、司马迁直至本朝吴兢等为例，认为：“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也？”

还有，“传闻不同，善恶随人所见，甚者附党，憎爱不同，巧造语言，凿空构立；善恶事迹，于今何所承受取信，而可草草作传记，令传万世乎？”

等等[42]。

这是一封情绪低沉的信，其中反映了韩愈对史学与社会之关系上的一些不正确看法。

次年正月，韩愈好友柳宗元就此致书韩愈，诚恳地批评了他的这些看法。

这就是著名的《与韩愈论史官书》一文[43]。

在这封信中，柳宗元从唯物的观点出发，批评了“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

的看法，而着重阐述了“宜守中道，不忘其直”

的思想。

这就是说，坚守中庸的道德标准，但又不可丢掉史学家的正直精神。

柳宗元认为：“凡居其位，思直其道。

道苟直，虽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

这是从一般任职来说的，它反映了柳宗元的人生态度及其对于仕宦的看法。

根据这样一个基本的认识，柳宗元进而提出：“退之（按：指韩愈，韩愈字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无以他事自恐。

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祸非所恐也。”

意即担心的不是什么天刑、人祸，而是放弃正直的精神从而失掉中庸的原则。

在柳宗元看来，中道即中庸之道，不是可以不讲原则、放弃史学家的公正的立场。

否则，“信人口语，每每异辞，日以滋久，则所云磊磊轩天地者，决必沈没，且杂乱无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

。

一个有抱负的史学家，怎能容忍唐代那些有重大价值的史事被混淆、被沉没呢？通观此书，柳宗元以阐述“宜守中道，不忘其直”

的原则，而涉及史学家的德行、勇气和对于社会的责任心等问题，较多地从理论上反映了史学家的强烈的自觉意识。

柳宗元是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但他撰《非〈国语〉》《封建论》《天对》等文，证明他于史学尤其在史论方面，是有突出的见解的。

从这一点来看，他的上述论点亦可视为史学家的一种思想倾向。

第二，“取天下公是公非以为本”

。

中、晚唐之际的李翱（772—841年），是著名的散文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史学家。

唐宪宗元和初年，他任史馆修撰，直至元和十五年（820年）授考功员外郎时仍然“并兼史职”

。

《旧唐书》本传说他“性刚急，论议无所避”

。

这两句话，活画出他为人正直的形象。

李翱有《李文公集》传世，其中有两篇论议跟史学的关系尤为密切。

一是《百官行状奏》，一是《答皇甫湜书》。

《百官行状奏》指出：“今之作行状者，非其门生，即其故吏，莫不虚加仁义礼智，妄言忠肃惠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