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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史学发展的几种趋势1（第9页）

，以致“善恶混然不可明”

；以此入史，则“荒秽简册，不可取信”

。

他认为，史氏记录，须得本末，主张行状之作“但指事说实，直载其词，则善恶功迹，皆据事足以自见矣”

[44]。

这是提出了对于行状的实事求是的要求。

《答皇甫湜书》是一篇涉及史学许多方面的论议，其中重要的一个论点是史家作史必须“取天下公是公非以为本”

。

他写道：

唐有天下，圣明继于周、汉，而史官叙事，曾不如范蔚宗、陈寿所为，况足拟望左邱明、司马迁、班固之文哉？仆所以为耻。

当兹得于时者，虽负作者之才，其道既能被物，则不肯著书矣。

仆窃不自度，无位于朝，幸有余暇，而词句足以称赞明盛，纪一代功臣、贤士行迹，灼然可传于后代，自以为能不灭者，不敢为让。

故欲笔削国史，成不刊之书。

用仲尼褒贬之心，取天下公是公非以为本：群党之所谓是者，仆未必以为是，群党之所谓非者，仆未必以为非。

使仆书成而传，则富贵而功德不著者，未必声名于后；贫贱而道德全者，未必不烜赫于无穷。

韩退之所谓“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

，是翱心也。

[45]

这些议论，极其深刻地表明了李翱作为史学家的自觉意识，以及他对于史学工作之前景的极高的追求。

在官僚集团的矛盾斗争中，他提出不以“群党”

的是非为是非，强调“取天下公是公非以为本”

，这就把柳宗元说的“宜守中道，不忘其直”

的原则具体化了。

当然，在封建社会里，真正的“天下公是公非”

是不存在的，但它无疑是表明了史学家力图使自己对历史的看法不受少数人的是非观念所左右，从而使这种看法能够符合或接近多数人的是非观念的意向。

这是一种较高层次的自觉意识的反映。

从上面的引文可以看出，这种自觉意识不单反映在史学家的是非观念上，也反映在史学家的价值观念上，这就是：“富贵而功德不著者”

，不一定都写入史册，使其“声名于后”

；反之，“贫贱而道德全者”

，则应当写入史册，使其“烜赫于无穷”

。

李翱的这个思想在中唐以后封建社会史学工作上的实践意义是很有限的，但它在当时却是一次耀眼的闪光；而作为史学思想遗产，在今天仍有其重要的价值。

第三，对“良史”

的再认识。

自两晋以下，关于编年、纪传两种体裁孰优孰劣的问题，史学家们争论得很激烈。

而争论中所提出的问题，有的已超出了史书体裁的范围，涉及怎样评价“良史”

以及史学家如何认识自己、规范自己的问题。

大致跟李翱同时的一位文学家皇甫湜（约777—约835年）在这个争论中撰写的《编年纪传论》，就是这样的一篇宏论。

皇甫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