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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史家对信史的追求（第3页）

可见，史馆修史所存在的弊端是很突出的。

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刘知幾采取了辞去史职、退而私作《史通》的做法[11]。

当然这不是很好的做法。

一个正直的史家应当面对现实，提出适当的主张和建议，坚持撰写信史的原则。

《唐会要》的《史馆·史馆杂录》给后人留下了唐代史家这种追求的足迹。

三、唐代史家对信史的追求

唐代史家追求撰写信史的目标，以及为此做出的努力，并不限于史馆修史，如杜佑撰写《通典》之严谨，韦述强调“大丈夫奋笔为千载楷则，奈何以一言而自动摇！

有死而已，胡可改也”

[12]，李肇为补国史之不足而著《唐国史补》[13]，像这样的一些事例都与史馆修史没有直接的关系。

但《唐会要》中的“史馆杂录”

条所提供的史实，毕竟可以使后人更清楚地看到唐代史家坚持直笔、追求信史的精神。

唐代史家的这种精神具体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主张帝王不亲自观览国史

《唐会要·史馆上·史馆杂录上》起首记载了唐太宗和朱子奢、褚遂良、刘洎、房玄龄等人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

贞观九年十月，谏议大夫朱子奢上表曰：“今月十六日，陛下出圣旨，发德音，以起居记录书帝王臧否，前代但藏之史官，人主不见，今欲亲自观览，用知得失。

臣以为圣德在躬，举无过事，史官所述，义归尽善，陛下独览起居，于事无失。

若以此法传示子孙，窃有未喻。

大唐虽七百之祚，天命无改，至于曾元之后，或非上智，但中主庸君，饰非护短，见时史直辞，极陈善恶，必不省躬罪己，唯当致怨史官。

但君上尊崇，臣下卑贱，有一于此，何地逃刑？既不能效朱云廷折、董狐无隐，排霜触电，无顾死亡，唯应希风顺旨，全身远害。

悠悠千载，何所闻乎！

所以前代不观，盖为此也。”

[14]

这里讨论的是帝王不览国史的传统及其原因。

应当指出，朱子奢对唐太宗所问的回答是机智而得体的。

所谓机智，是指他肯定唐太宗“举无过事”

，相信“史官所述，义归尽善”

。

所谓得体，是指他没有正面否定唐太宗亲览国史的要求，但同时指出唐太宗这样做或许会留下不好的历史影响，最后归结到帝王不亲览国史这一传统的合理性。

唐太宗读到这通上表，暂时也就不再提及此事了。

但事情并未就此了结，史载：

（贞观）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太宗谓谏议大夫褚遂良曰：“卿知起居，记录何事？大抵人君得观之否？”

对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记人君言行，善恶必书。

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

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记之耶？”

遂良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君举必书。”

黄门侍郎刘洎曰：“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之人皆记之矣。”

太宗谓房玄龄曰：“国史何因不令帝王观见？”

对曰：“国史善恶必书，恐有忤旨，故不得见也。”